白庚勝：用文化工作的形式回報社會

白庚勝，納西族，博士、研究員、教授，1957年2月14日生于云南麗江市。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紀實文學研究會會長。出版有50卷《白庚勝文集》等多種專著、論集、譯著，并主編出版40余種近萬卷冊類書、叢書、專集，曾主持“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等10余項國家特別委托項目、社科重大項目，獲10余項國內外重要學術獎項；被中國文聯授予“全國青年優秀文藝家”，被中央機關授予“優秀黨員”，榮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被國務院授予“全國民族團結模范”，被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教育部、科技部、人事部聯合授予“優秀留學回國人員成就獎”，被《人民日報》評為“年度環球人物”。

白庚勝給《文化藝術報》讀者的題詞

文化藝術報：不久前，貴州出版集團出版了《白庚勝文集》50卷。這是您數十年間從事民族（民間）文學、民俗學、文化學研究，以及文化遺產搶救保護、文學創作、文化交流與傳播的豐厚成果，被譽為“民族（民間）文化的守護神”。您如何看待這個稱謂？

白庚勝：社會上稱我為“民族（民間）文化守護神”,我受之有愧，至多只能算一個“保護者”，比我優秀的先賢、前輩、同仁、同時代的人多的是。而且，我所取得的一切，都是祖國、人民、時代給予的，都是中國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當然，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我也不辱使命，做了一定的努力。但是，“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在博大精深的人民文化面前，尤其是這樣。我反對一切“文化造神”，更反對自己“封神”。

文化藝術報：您曾經自嘲自己是“三不像”：不像學者，不像官員，不像作家。您現在是中國作協副主席，出版了那么多的成果，作出了那么多的貢獻，獲得了那么多的榮譽，還會這樣自嘲嗎？

白庚勝：“三不像”是我的自嘲，也是我的特點。因為從參加工作起，無論當學者，還是當官員、當作家，都是黨組織安排的。“三不像”是因為我有20年在中國社科院做學術研究與管理，有10年在中國文聯及其民間文藝家協會任領導，有兩年在云南省人民政府掛職鍛煉，后來又調到中國作家協會工作。其間，我一會兒在國內，一會兒在國外；有時在田野，有時在講壇；有時做遺產搶救，有時做文化產業、事業，參與全國政協的文化參政議政時，接觸了多領域的工作，得到了多崗位的歷練，發揮了多方面的能力。但我非常羨慕那些從一而終的專家。“出盡風頭”間，我還是不時提醒自己，不管做什么，都盡可能不失本色，盡快進入角色，盡力爭取主動，既謙虛向老學者、老領導、老作家們學習，又力求有自己的特點，有自己的風骨，出色完成黨和國家交辦的任務。當然，這是一種嚴酷的考驗，要付出許多代價。好在我還未曾給工作帶來過損失，盡管“三不像”，可我始終聽從組織的召喚，干一行愛一行、鉆一行，從無艾怨。

文化藝術報：您一直主要從事民族（民間）文學、民俗學、文化學研究與組織管理，一生都在為傳統文化發聲。“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就是在馮驥才和您手中發起的。為何會發起這項行動？

白庚勝：我這輩子從事過多領域的工作，但以主持這項工程歷時最長，用力最甚，用心最苦。它啟動于本世紀之初，那時馮驥才和我剛剛分別兼任新一屆中國民協主席、副主席。最直接的原因是，當時國家發出西部大開發的號召，引起我對西部文化安全的擔憂：中國的西部發展是必要的，但它不應等同于美國的西部大開發。美國西部沒有眾多的民族，其歷史短，不是它的文化本源地，不與眾多國家接壤，不是生態富集地。它的開發是純經濟性的，不應該將美國式的西部大開發模式套用于中國，否則將引發中國經濟、生態、社會、文化大混亂。于是，我立即在我們所主持召開的有 24個單位與部門參加的“西部文化建設座談會”上明確提出，中國西部開發的本質是促成西部經濟、生態、社會、文化的和諧發展，并提出保護、傳承、轉型、創新、利用、繁榮是其重要任務。這次會議的紀要上報后，得到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社科院院長李鐵映同志的高度重視及批示，還轉孫家正、艾知生等領導同志具體解決，使中國西部大開發從一開始就有學術的聲音、學術的參與、學術的含量，避免了西部文化因為開發而開發遭破壞。

另一個原因是，當時我國正在爭取加入WTO與世界接軌，引起全民性的恐慌：中國的經濟、生態、社會，特別是民族文化的命運將何去何從？也引發對一個共同問題的關注：我們用什么精神力量作支柱去與世界對話、接軌？我們主席團在多次討論后達成的共識是：依靠傳統文化，并從民間文化入手。因為，這是中國文化的基礎，我們有這方面的雄厚力量，且有周巍峙、鐘敬文、賈芝、馮元蔚等有關領導作依靠，有馬學良、劉魁立、段寶林、陶陽、烏丙安等專家作后盾，且民間文化的人民性在新中國成立后一直得到肯定。由于它在市場經濟面前所受沖擊最大，其危機已經不僅僅表現在西部文化方面，在民族（民間）文化方面尤為突出。因此，必須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依靠全社會的廣泛支持，來一個緊急動員，搞一個大的行動，與全球優化賽跑，作搶救性保護，促進文化大覺醒、大繁榮，以配合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服務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并通過它重振中國民協的雄風。

當時，由于文化思想解放剛剛開始，國家經濟實力有限，從動員、立項到爭取經費支持，我們受到的壓力可想而知。在該工程啟動儀式之初，有人就上書稱“馮驥才與白庚勝這兩個小資產階級狂熱分子，要打著‘民間’之名保護民族主義，要打著‘遺產’之名對抗先進文化，要打著‘文化’之名保護封建迷信”。然而，文化使命與國家責任，讓我們義無反顧。

文化藝術報：您能舉幾個當初民間文化生存危機的實例嗎？

白庚勝：比如說，當我與馮驥才主席于2002年，前往山東楊家埠看望木版年畫傳人楊洛書時，只見他的后代無一人繼承他的技藝，改而有一個日本女子正在他門下從師學藝。這是一種危機！也在其前后，一家日本公司用巨資買走一座侗族鼓樓，并放下狠話：幾十年后，中國人要看鼓樓就到日本來。這令我切齒！當我們在河北武強搶救賈振邦老人幾十年前秘藏的木版年畫原版時，爛在屋頂夾層下的幾百塊珍品中僅有十余塊勉強可辨。它讓我淚目！而在我的居所旁的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每天熙熙攘攘，到處有形形色色的文物在呻吟；在我多年后再次直奔云南麗江石頭城去收集民間絕唱《哎哉魯梅克》時，卻見它的歌手已經謝世。這一切，更堅定了我在無數傳統村鎮倒塌在推土機的轟鳴聲中之前把它們保護下來的意志。面對傳統文化的病入膏肓，我總覺得一切都要盡快拉響“120”行動。須知，我們誤半拍，文化遺產就亡一片。

文化藝術報：搶救工程是何時開始的？

白庚勝：是在協會主席團深入討論并征得中國文聯黨組同意后于2002年正式開始的。當時，我們一無經費，二無紅頭文件，冒了一定的風險。但是，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正加速消亡的現狀，已經容不得我們明哲保身、患得患失。好在文化部與國家民委主持的“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試點工作亦已啟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呼吁的全球性“口頭與非物質遺產保護”理念與實踐開始影響中華大地，黨和國家開始作積極的應對。

我們的做法是，立即在本系統成立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班子和工作班子；制定為期 10 年的工作計劃；工作重心從民間文學調整為民間文化；通過媒體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分期培訓業務骨干；制定搶救保護標準；分批推進具體項目實施；嚴密部署、嚴格管理、嚴肅驗收；理論建設與保護工作并舉；致力于與鄉村重建結合；堅持以傳承人保護為重中之重；實現與市場、高科技的對接……在此過程中，馮驥才發揮了他特有的社會影響力、凝聚力，主席團各位副主席也都各盡其責，表現出色。我的主要精力，放在政治把關、學術規劃、理論探索、整體協調、具體實施上。

文化藝術報：請問搶救工程取得了哪些成果，現狀怎樣？

白庚勝：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是永恒的任務，作為階段性工作，我們當初設定的工程期限為10年。其主要任務為：1.做有關現狀大普查；2.確定急需搶救的項目；3.先行主編《中國剪紙集成》《中國木版年畫集成》《中國民間故事全書》《中國民間藝術集成》，繼之組織《中國唐卡集成》《中國民間傳承人集成》《民間文藝分類體系》編纂；4.命名杰出傳承人；5.建立優秀保護傳承基地；6.扶持優勢產業；7.編著出版“中國民間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叢書、“民間文化傳承人”叢書、“民間工藝教材”叢書、“中國薩滿文化”叢書、“中國服飾文化”叢書、“中國媽祖文化”叢書、“中國民俗志”叢書；8.開辦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生班。在我離會后，其大部分任務已經完成，但也有一些工作停止，有些項目拖延，有的如《中國民間文藝大系》《民間敘事詩長編》《民間史詩長編》與中國民間文藝數據庫項目新上馬，而且做得很好。

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對我們國家、民族、民間文藝乃至民間文化、中國民協的影響是深遠的。其最大的作用在于及時回應了時代的要求，讓我們重新審視民族精神的力量與傳統的基因，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傳承了國家文化的精神，動員培養了一大批有生力量，喚醒了全體人民的文化自覺，有力配合了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特別是為后來方興未艾的全國性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作了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嘗試。從而，它在國內外引起重大反響。我就曾在東京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聽一位日本學者盛贊中國民間文化保護成果后，直斥本國文部省在類似工作方面無所作為；在國際薩滿學會第六屆學術會議上，當我盡情闡釋我國宗教政策及民間信仰文化保護成果后，反響特別強烈，當我成功發起梁祝文化遺產全面保護，并化解多地有關糾紛的消息見諸《解放日報》《文匯報》后，臺灣《中央日報》及時發表文章，驚嘆中國共產黨正成功地在中國大陸進行規模空前的文化遺產保護。這一切，讓我從中感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偉大力量。

文化藝術報：您在成為中國文聯領導后不久即赴云南掛職鍛煉，繼之擔任中國作協副主席，分管少數民族文學工作。請問，它們對您的文化工作有何影響？

白庚勝：2006年，我從中國民協奉調到中國文聯，負責聯系中國民協、中國雜協的工作，并主要分管出版辦、服務中心、基建領導小組、分房領導小組、職稱委員會、學術委員會、訴訟領導小組、晚霞工程領導小組等棘手的工作。特別是出版、服務中心、基建、訴訟工作問題成堆、矛盾重重，非有大無畏、赴湯蹈火的精神不可。我迎難而上，在胡振民等領導的支持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2009年夏，我按中組部安排去云南省政府掛職鍛煉。最初，接到通知任省長助理，后因全國性取消這一職位而改任副秘書長，協助主管領導，聯系教、科、文、衛、文聯、科協、文化遺產申報等工作，較出色地完成了文化體制改革、十大文化建筑工程、眾多文化遺產申報等工作，連年獲優秀掛職干部獎。2011年回京后，我被調動至中國作家協會，主管創作聯絡、少數民族文學、社團聯系等工作，最重要的是負責抓“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其成果出版后榮獲“國家出版獎”，自己也被推舉為第 13屆全國政協常委，在文化參政議政方面提交了許多提案，且大多被有關部門所采用，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應。

總的來講，在各級領導及身邊同志們的幫助下，我以任職中國民協并主持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為出發點，不管在不在位，都一直關注中國民間文化的命運，繼續為它而呼吁，為它而奔走，為它而引資，為它做策劃，幾乎費盡移山心力，主編出版“國粹藝術”叢書、“中醫昆侖”叢書、“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叢書、“納西學”叢書等近20種；策劃“中國民間文化藝術大學”“貢品城”“東方美食城”“東巴王國”“納西新學學院”等十余個文化項目：提交提案促成中國食文化學、中國文化遺產學學科，恢復民間文學學科；幫助建立中國家書博物館、中國茶馬古道博物館等多個博物館；完成近百條文化專線的學術考察；主持建成數十個各類文化、文學基地；組織參加大量文化遺產論壇，并在幾十所大專院校、研究機構與傳媒機構作學術講座；完成哈尼梯田等各層級遺產申報；為各地捐贈圖書10萬多冊……

這些雖占用了我的大量時間與精力，使我難在更大、更精專的學術方面有所建樹，但我其樂無窮，得到的是能力與人格的鍛煉、提升，是對中國文化認識、理解、關懷的加深，對祖國歷史文化的熱愛和崇敬。我深深感謝偉大的時代，無比慶幸生活在偉大的祖國，由衷地感激我們智慧的人民。在我看來，無論是民間文化、非遺、民族文學等，都值得我永遠珍惜，永遠為它而獻身。因此，無論是為它而從政、為學，還是興業、做事，我都十分幸福、愉快。

我之所以能夠在工作中不斷生發有關學術思想，我自己的民間文化傳承論、民間信仰論、色彩文化論、文化遺產論、地名文化論、民間文化論、民間信仰論、文化安全論、文化主權論、文化產業論、產業文化論、新文明論、文化強國論等之所以得到豐富與完善，都是民間文化搶救、保護實踐賦予我的。

文化藝術報：您是納西族，對少數民族語言的保護與傳承，特別是納西族的民族語言和民間文學，都做了哪些努力？

白庚勝：我小時候沒有說漢語的語言環境，只是看與聽基本沒有問題。離開母語環境到北京上學后，聽到鄉音就格外親。后來到日本留學，得知1972年在京都召開的國際環保會議上發布的《京都宣言》，就已提出要像保護自然物種那樣保護語言文化，以保證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可持續存在與發展，這給了我重要的啟示。在中央民族大學師從馬學良教授攻讀語言文化學博士期間，聽先生發出許多語種、語言、方言面臨生存危機的警告，更讓我認識到中華文化的生命力，取決于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化的力度。在此方面，我國的語言和民族政策不斷完善，其相關工作一直也做得很好。上世紀80年代，有一個加拿大印第安部落代表團到訪麗江，團員們紛紛失聲大哭，感慨自己的語言已經被英語所代替，而在四方街卻還能聽到人們說納西語，見人們穿納西服飾，各民族和諧相處。不過，在全球一體化、工業化、城市化浪潮洶涌而至之后，我國少數民族及漢語方言的生存也開始面臨挑戰，民族文化工作者必須從理論到實踐作出有效的應對，以確保我們的語言文化及其文學的安全。

中國民協從成立之初起就有收集、整理、傳承口頭文化之口傳文學的豐富經驗、巨大成果、理論方法、工作隊伍。進入新世紀，我們主要是克服經費不足、人員不足帶來的困難，繼承優良傳統，最終完成歷時20多年的《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民間歌謠集成》《中國民間諺語集成》編纂出版工作；繼續扶持河北藁城民間故事村、山西萬榮笑話村、河北邯鄲成語村、重慶走馬鎮傳說村等開展相關活動；對江蘇蘇州、白茆、蘆墟歌謠，以及廣西歌墟、廣東河源客家山歌、甘肅松鳴巖花兒等作重點保護；利用互聯網技術等加大《民間文學》雜志的改刊、擴刊；創辦中國民間故事節；重啟新故事創作及故事會活動；組織力量對東北地區的語言文化遺產進行專門性調查；對云南、四川、江蘇、浙江等省的民俗與日本學界長期合作調研，我自己也在其間寫成《江南稻作起源傳承研究》《三多考》等文章，并翻譯大量的海外有關學術成果；連年舉辦海峽兩岸民間文學學術討論會，在河南周口舉辦國際神話學學術會議，在北京召開國際敘事文學研討會，讓中國民間文學薪火相傳，并光照世界。

文化藝術報：您曾擬辦中國民間文化藝術大學，這個愿望為何至今還沒有實現？

白庚勝：我在中國民協工作5年，其間，一年在中央黨校學習，中國民間文化藝術大學剛著手籌建就被調離，成了我永遠的痛。

后來，我仍在其他崗位上為此持續努力，但至今未能完全圓夢。當時我之所以提出這種設想，是出于我的民間文化傳承論包括教育傳承，與生命、生產、生活、媒體、學術、文藝自身的傳承相同構。而在教育傳承中，我又下分家庭、社區、社會、學校教育，針對的是民間文化面臨危機除指民間文化實體外，主要說的是傳承出現危機，而教育傳承又是重中之重，必須加以彌補，以培養優秀傳承人、孕育學科、轉換成果、服務社會。辦一所民辦公助的、綜合性的，包括民間醫藥、服飾、飲食、建筑、美術、體育、舞蹈、音樂分院在內的民間文化藝術大學，也就成為當務之急。

之所以至今未建成，原因多種多樣，除了我的能力有限，最重要的是社會上普遍存在對民間文化藝術教育的偏見，認為它們登不了大雅之堂，成不了大氣候，自生自滅是它們的基本規律，從而對其以人為本的教育傳承有認識誤區。當然，籌資困難也是一個制約因素。于是，我只好化整為零，在北京、湖南、云南、四川等地因地制宜，根據其餐飲、刺繡、旅游、茶葉等資源優勢開辦相關院校，或者在有關大專院校開設相關專業，以積累一定的經驗，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文化藝術報：您原在中國社科院工作，是怎樣從一個學者轉變成了行政工作者？

白庚勝：我從1980年起在中國社科院工作，凡20年做少數民族文學、文化研究，別無他念。想不到國家發展如此迅疾，進入世紀之初就把文化建設提到很重要的位置，上級組織多次動議調我到中國民協任職。而那時，我剛在國內外取得文學雙博士后做博士后研究，并任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理事長、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副所長。社科院雖窮，卻是一個做學問的天堂，更何況它對我恩重如山。正在猶豫不決，一位老同志勸我說:“你到中國民協干嗎去？那是個民間團體！社科院再差，也是個國家部委級單位。”一聽這話，我倒火了：中國民協怎么了？你們這些人老是看不起民間文藝，我倒是要去看看中國民協能不能干一番大事業！就這樣，我賭氣式地趕到中國民協去上班。恰好，大作家馮驥才先生于不久前剛接替馮元蔚先生任該會主席，我就被任命為分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開始了從學術到管理崗位的轉變。好在中國民協是一個學術傳統很深厚的協會，需要有很強的行政駕馭能力及學術修養，從而并沒有讓我與學術絕緣。作為黨員，最重要的是黨需要干啥就干啥，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實踐中增強自己的多種能力。而且，無論在什么崗位做什么工作，都必須全力投入、樣樣精彩。

文化藝術報：當時您為何提出“民間文藝工作者的辦公室在田野”，并經常奔走于全國各地？

白庚勝：這還真不是我的發明，而是我入所供職后，我的老所長賈芝先生、王平凡同志教導我的，只是我后來一直恪守了它而已。田野是一個廣闊的天地，也是人民文化的存在空間，富集著民間文化的一切母本、基因。前輩的大量成功經驗及自己的親身體驗表明，熟悉生活、扎根田野、拜人民為師，是文藝創作和民間文化研究取得成績的不二法門。所以，我向當時的民間文化界發出“到田野去”的呼吁，把辦公室、研究室設在田野，就是為了鼓勵同道們改變學風，投入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作的最前沿。當然，我自己也身體力行，至今仍奔走田野不倦，哪里有民間文化遺產往哪里去，收集了大量資料，了解了許多情況，解決了大量問題，讓實踐與理論更有機地結合起來，使自己的認識與工作更具有針對性、成效性。

至今，我已走過我國絕大多數縣份，歷經許多次生死考驗直至落下殘疾，遍訪所有少數民族地區，做過數以百計的文化專題考察，并以此為基礎主編了40余種近萬冊民族民間文化、文學類叢書、類書，為國家的文化積累做了一定的工作。在我國的城市化日益深化的今天，我仍要呼吁廣大民間文化、文學工作者，千萬不要停止到田野去、到邊壤去、到人民生活中間去、到歷史與文化的深處去，真正把握文化國情，把論文寫在大地上，為中華民族在新時期的人文重建做大學問、真學問。

文化藝術報：您的文學啟蒙是從母親講述的民間故事開始的？

白庚勝：我父親不識字，而且早逝，家中也沒有任何藏書，加之從小學2年級起，我一直在動亂中度過，母親就成為我最早的文學啟蒙老師。母親出生于一個耕讀之家，她雖沒有上過學，但懂許多納西族諺語、謎語、俗語、俚語，上山砍柴能吟“鞏氣”抒情，下地收種會唱“衛莫達”提神，還常帶我去參加婚禮熟悉“阿麗里”曲調，領我到喪葬儀式默記“挽歌”歌詞。她在火塘邊、松明下為我講《創世紀》《黑白爭斗》《白蝙蝠取經》《買驢蛋》《阿一旦》等故事傳說的往事至今歷歷在目。當時，我們族中有一個雙目失明的堂兄，他是有名的故事大王，給我講述過大量的納西族笑話、寓言、童話。這些，既開發了我的想象力、記憶力、表達力，填補了我幼時貧乏的精神生活，又讓我建立起最初的道德觀、人生觀、審美觀。

隨著我們村有兩個稍大的童友到城里上中學，他們每周給我帶回一些圖書讓我閱讀，先后看過的作品有《呂梁英雄傳》《歐陽海之歌》《平原游擊隊》《林海雪原》《敵后武工隊》《野火春風斗古城》《紅巖》《鐵道游擊隊》等等，讓我的心早早飛出所生活的麗江山水，與祖國大地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其結果是，我于1972年中考時語文卷取得全縣應屆畢業生中第一名的好成績，那篇作文《一件小事》至今被后學們所傳誦。

后來上大學學文學專業，我閱讀了海量的中外文學名著，了解了中外文學史，畢業論文寫的是《論杜甫詩“三吏”“三別”的人民性》。畢業后，我從事文學研究，取得了兩個文學博士學位，先后出版了不少民間故事歌謠整理專集、散文詩歌創作專集。曾記得，當年剛到中國社科院入職時確定研究方向，我不選高古的古代文學，不選深奧的現代文學，不選時髦的當代文學，更不選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而是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最初傳自我母親的民間文學。讀碩士研究生時，我師從馬學良先生，學的是“民族民間文學調查研究”，博士論文《東巴神話研究》不但被連出6版，還入選季羨林先生主編的北京大學“東方學叢書”，被翻譯成英、德兩種文本。在文學尤其是在民間文學的道路上，我這一走就是半個多世紀，收獲了太多的榮譽。

文化藝術報：從您的散文《父愛如云》中了解到，您的父親不識字卻重視子女教育。這對您有何影響？

白庚勝：我的父親雖是納西族農民、文盲，但取了一個文縐縐的漢名“白汝云”，還有字叫“煥東”，有號叫“向南”，簡直就是一個大學者或大詩人。這與以石匠為業、成天與城里有錢有勢的雇主來往的祖父叫“白文光”有關。耕讀立家、以文光宗不就是中國農民千百年來的最高理想？由此可見，他們曾是怎樣在社會最底層尊崇著文化與知識的。我的一生，和父親只有過短短6年的緣分，但我從他躺在病床上再窮苦也要供我們三姐弟讀書成才的期待里，逐漸懂得只有知識能夠改變命運的道理。在通過讀書得到的快樂、收獲、成功中，我日甚一日感受到了他根本的、長久的、深深的愛，讓我從小立志讀書，并從中感悟到中國民間文化的生命力體現于民眾對自己命運的深切關切。我也從別人對我講故事等能力的贊譽中，樹立起了自信、自尊、自愛。如果當初父母親短視、功利、狹隘，我將最終是個睜眼瞎，對社會一無所用，對國家和民族無所承擔。因此，只要還活著，我必不負千千萬萬祖先、父母的希望，讀好書，寫好書，傳好書，守護好中華文化的根和脈。

文化藝術報：從納西山寨的放牛娃到在北京任高官，對您來說，最大的挑戰在哪里？

白庚勝：挑戰太多，無所不在，但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語言關，二是知識關，三是站位關。

就語言而言，我自幼在納西語環境中長大，普通話能力極差，長期只會一般性說說寫寫，不能不在語言表達能力、運用能力、思維能力上狠下功夫。于是，我不僅多讀多寫，而且多與同事們、親友們、妻子與女兒練口語，還報考了語言文化學博士，從理論上鉆研語言學，使自己的古今漢語言能力與自己不斷變化與提升的職業、專業、工作相匹配。我還利用自己曾在多民族地區長大、在民族學院學習、在少數民族文學或文化單位工作的優勢，虛心學習彝、藏、白、傈僳、蒙古族等民族語言，以提升親和力、溝通能力，方便在邊疆地區的田野作業，使得在后來受命承擔民族文學、文化領導工作時得心應手。由于生活在最開放的時代及北京，我還從留京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強行自學外語，以彌補作為最后一屆工農兵學員未曾接受過外語教育之遺憾，用很短的時間通過公派留學資格考試赴日留學，在進修日本學后又攻讀歷史人類學博士課程，并取得學位歸來，開始在國際人文交流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在知識關方面，我痛感自己先天不足、后天失調，便決心刻苦學習，大量閱讀，攻堅克難，勇攀高峰，做一個合格的“翰林學士”。我除系統閱讀“中科院文學所青年閱讀書目”外，先后到北大、北師大、作協文講所、中央民大、文學所等大專院校與單位聽各種講座，凡科技、文學、藝術、宗教、哲學、人類學、民間文學、考古等知識無不關注，以豐富自己的知識儲備，擴大自己的學術視野，拓寬自己的學術境界，把自己從狹小的、零亂的思維空間中解放出來。這雖貌似天女散花、東一榔頭西一棒，但也使我在學術和工作中學會宏觀思考，互相觀照，總體把握，觸類旁通。而這，正是從事高層次學術與管理所必具的素質。

就站位關來說，像我這樣的農家子弟、邊地出身、少數民族學人，天然具有淳樸、靈慧等特點，但常常為平庸、簡單所困擾，需要在做人、做事、從政、從學等各個方面加強修養，通透事理學理，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方法論等方面不斷取得根本性的提高，以避免片面性、主觀性、狹隘性，并堅守為人民、為社會、為祖國、為人類進步服務的理想與信念，一切從大局出發，把眼光放遠，把目標定高，把人做好，把事做精，巧對各種挑戰，適應各種環境。如，在創建納西學的過程中，我始終強調它在中國人文科學重建中的作用、地位；在搶救保護非遺過程中，我堅持淡化信仰性、強化文化性；在繁榮少數民族文學工作中，我的原則是民族精神要堅持、民族情緒要克服，民族文化須傳承、民族主義必杜絕；在國際文化交流中，我始終致力于國家文化安全與文化主權建設；在政協工作中，我積極投入文化強國建設的參政議政中。

通過克服這三關，自己綱舉目張，人格得到了提高，境界得到了升華，無論在什么崗位工作，都較出色地完成了黨和人民交辦的任務。

文化藝術報：您至今已經先后調研全國2000多個縣，使得許多民間文化遺產得到搶救保護。納西族東巴神話為何成為它的切入口？

白庚勝：我的學問是學出來的，但也是走出來的。它最初是被有關領導所指引，后來是為李維斯特、摩爾根、約瑟夫·洛克、丁文江、費孝通、楊成志、馬學良、李霖燦等國內外著名學者的田野調查經歷及其成果所鼓舞，最后成了自己的文化自覺。的確，從1982年最早回家鄉做民間文學收集整理算起，我至今已經基本走遍全國所有區縣，經歷了許多生死考驗，去搶救、保護、了解中國民間文化遺產，基本建立起了自己龐大、嚴密、獨具特色的中國民間文藝學、民間文化學、非遺學理論體系和工作系統。

這一工作的切入口之所以選在納西族東巴神話，是由于我熟悉它，有感情，我又長期受到茅盾、鐘敬文、馬學良、袁珂、潛明滋、張振犁、劉魁立，以及日本學界白川靜、伊藤清司、君島久子等先生的強烈影響，始終對神話學興趣濃濃。在這一背景下，我把自己的博士論文題目確定為《納西族東巴神話研究》，并得到導師的首肯。其目的是理清納西族東巴神話體系，對其結構、譜系、時空表現、類型、母題、形象、象征、關系等進行探檢，最后確立它在納西學中的地位，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國神話不只是漢族神話，還應包括東巴神話在內的少數民族神話，呈“四梁八柱”體，從而于根本上為中國神話正名，徹底否定長期盛行于國際學術界的“中國神話貧乏論”，以捍衛中國神話的尊嚴，并為納西學研究作示范，也為中國民間文化遺產的學術保護與學術傳承開新路。

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劉龍 趙命可

（本專欄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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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張益嘉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