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新質生產力時代東莞制造的精神內核

6月，長篇報告文學《“制造”新東莞》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由東莞作協副主席吳詩嫻與知名財經作家王千馬聯袂創作的作品，以文學筆觸濃縮了東莞制造業40余年的跌宕歷程，全景式展現了這座城市如何從傳統農業縣蛻變為全球先進制造重鎮的道路，為理解中國制造業升級與城市轉型提供了鮮活樣本。

《“制造”新東莞》是東莞市文聯東莞文藝創作重點題材之一，也是廣東省作協東莞“中國作家第一村”重點創作扶持項目、東莞文學院重點簽約創作項目。書中通過大量實地調研與人物采訪，記錄了企業家、工人、科技創業者等群體的真實經歷，既展現了東莞制造業的發展成就，也探索了工業文明的美學表達，為區域經濟轉型提供了深刻思考。

這本書的創作背后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該書是如何理解東莞制造40年蛻變的精神內核？作者又是如何看待這兩年東莞官方推動的“制造美學之城”概念的？近日，標準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長、創邑傳媒創始人謝良兵與《“制造”新東莞》作者之一、知名財經作家王千馬進行了一場對話。

王千馬精彩觀點

◆東莞，與蘇州一樣，是中國制造的代表，更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路徑的一個生動縮影。

◆東莞制造的故事，從來不只是機器、數據和產值的故事，它更關乎人、關乎城市、關乎時代的精神肌理。

◆東莞從來不止步于被動承接產業轉移，更是在主動布局、艱難轉型中不斷尋找自己的位置。它是一座有思考、有魄力、有未來的城市。

◆正是這種在危機中自我反思、果斷轉型的勇氣，讓東莞制造逐漸積累起一定的產業深度與應變韌性。

◆當下的東莞不再依賴傳統的人口紅利，而是朝著“工程師紅利”“創新紅利”邁進——它需要的不再是流水線旁重復的雙手，而是能夠推動智能化、數字化、品牌化的頭腦。

◆通過東莞，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城市的產業升級，更是中國融入全球化、不斷自我革新的縮影。

◆東莞所經歷的——從代工到自主、從規模到質量、從依賴人口紅利到追求工程師紅利——恰恰是中國制造正在走過的路。

◆生存壓力與創新動力，在東莞制造的進化中，構成了一對相互催生、彼此成就的推動力。

◆真正的產業韌性，不僅在于招引大項目，更在于構建一種能夠不斷學習、持續迭代的創新生態系統。

◆松山湖的發展模式，本質上是在構建一片“工業雨林”。它不再是過去那種單一流水線、大規模代工的“世界工廠”邏輯，而是一個多元、開放、共生、能夠自我演化的創新生態系統。

◆東莞產業升級的真正支撐，不在于某一項政策或某幾家企業，而在于它逐漸成形的、具有韌性和活力的雨林式創新生態——這才是它從“制造”走向“創造”的底層動力。

◆“有一種制造美學叫東莞”，這不僅僅是一句口號，更是對東莞制造業轉型升級之路的深刻提煉。東莞之所以能成為這種美學的代表，正是因為它完整地走過了從“制造”到“創造”、從“代工”到“美學”的蛻變歷程。

◆“有一種制造美學叫東莞”，意味著東莞已不再僅僅輸出產品，更在輸出一種制造的新范式、新文化。它代表了一種“可實踐的理想主義”，是東莞制造給予中國乃至世界制造業最重要的一種啟示——制造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流程與數據，更是一種人文、技術與生態深度融合的現代藝術。

◆東莞的制造美學，既是機器精密運行的節奏，也是人被尊重、被激發、被看見的過程。它最終指向的，正是一種更具人文關懷的工業文明。

◆“從空白走向空白”這句話，既是對過去的總結，也是對未來的隱喻——東莞制造的精神內核，就是一種在不確定性中創造確定性、在無人地帶構建新生態的開拓者意志。

東莞銀行籃球中心 攝影：謝良兵

為東莞立傳，也為中國制造發聲

謝良兵：你和吳詩嫻老師合作創作這本書的初衷是什么？為何選擇以“文學報告”而非純財經或歷史視角來書寫東莞制造？這種寫作方式下，如何平衡“數據真實性”與“文學感染力”之間的關系？書中是否有特別設計敘事結構來增強可讀性？

王千馬：作為“吾球商業地理”的創始人，近年來我一直著迷于“城市的生長與未來”，自然不會錯過對東莞這樣一座標志性城市的深入探索。東莞，與蘇州一樣，是中國制造的代表，更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路徑的一個生動縮影。恰逢吳詩嫻老師在東莞生活多年，是一位真正的“東莞通”，對這座城市有著深厚的情感與洞察。再加上我們得到了廣東省作協和東莞文聯的大力支持，這種天時地利人和促成了我們的合作。

我們選擇以“報告文學”的形式呈現，正是希望跳出傳統財經寫作的剛硬框架，賦予文本更多的人文厚度與藝術感染力——因為東莞制造的故事，從來不只是機器、數據和產值的故事，它更關乎人、關乎城市、關乎時代的精神肌理。我們要讓讀者看見一個多維、真實、有溫度的東莞。在平衡“真實性”與“感染力”時，我們始終堅持：所有的抒情必須建立在扎實調研與嚴謹資料的基礎上，不讓情緒淹沒事實，也不讓數據冰冷了敘事。

你從全書標題就能感受到我們的追求——既客觀準確，又充滿詩性，譬如每一章的標題都力圖凝練事實、暗含節奏，形成一種敘事上的張力。

謝良兵：在書中，你用“世界工廠”的宏大敘事開篇，卻很快切入到一個個具體的企業和人物故事，比如早期“三來一補”企業的親歷者、自主品牌創始人、參與東莞發展和政策制定的一些官員或干部。這種結構設計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王千馬：我們刻意采用了這樣一種“從宏觀帶入微觀”再“從微觀切入宏觀”的敘事策略。雖然寫的是“東莞制造”，但我們不希望它變成一份枯燥的產業報告，或者一本只有數據和趨勢的學術論文。我們始終相信：任何經濟現象的背后，都是具體的人、具體的生活、具體的選擇。因此，這本書在結構上是以“人”為主軸展開的——通過一個個親歷者的聲音，一段段真實的企業歷程，我們試圖拼貼出一幅完整且具有生命力的東莞制造圖景。

他們或許是某個政策推動者，某位流水線上的老廠長，又或是一位從代工走向品牌的創業者……每個人的經歷都是這塊制造業拼圖中不可或缺的一塊。他們讓宏觀的歷史有了血肉，也讓“制造”這個詞脫離了抽象的概念，成為一種可觸摸、可共鳴的敘事。也正因如此，整本書在厚重之余不失流動感，在紀實中保有可讀性。

謝良兵：你提到寫作是讓東莞制造“被看見”。在調研中，你發現哪些重要的價值或細節是外界對東莞的傳統認知所遮蔽了的？當然，這些傳統認知包括“代工”“山寨”等等這些。書中哪個案例最能體現這種“被遮蔽的價值”？

王千馬：的確，東莞長期以來處于廣州和深圳兩個超一線城市的“光環之下”，這種地理格局使得它的獨特發展路徑常被忽視或誤讀。加之過去某些標簽化的輿論，讓很多人對東莞的認知仍停留在“代工基地”“山寨之城”的層面。而《“制造”新東莞》正是要打破這些刻板印象，還原一座不斷自我迭代、敢于突破的制造業名城。

在調研中，我們清晰地看到：東莞的開放與包容深植于其歷史基因之中，而它的創新意識也遠遠早于外界的想象。比如書中特別寫到，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東莞就已經開始反思產業“只有星星，沒有月亮”的局面——缺乏龍頭、缺乏品牌。之后政府頂著政策不確定性引進諾基亞，就是一著極具遠見的“破局之舉”。

盡管諾基亞后來退出中國市場，但它為東莞埋下了高端制造與供應鏈升級的火種，間接推動了后來華為、OPPO、vivo等品牌在此扎根，促成“蘋果產業鏈”部分環節的落地……這一案例充分說明，東莞從來不止步于被動承接產業轉移，更是在主動布局、艱難轉型中不斷尋找自己的位置。它是一座有思考、有魄力、有未來的城市。

謝良兵：書中專門討論了2008年金融危機和近年來的疫情、貿易摩擦等“風暴”。你認為東莞制造在面對這些沖擊時，展現出了怎樣的獨特韌性和適應性？能否分享一個書中記錄的、企業“轉危為機”的具體案例？

王千馬：在我看來，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東莞的沖擊，遠比之后遇到的幾次更為深刻。當時的東莞，正處在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階段，就像一個修煉者正待突破，卻突遭外力打斷。武俠電影中常有這樣的情節：主人公身受重傷，幸得高人傳功療傷，卻在最關鍵的時刻遭到奸人偷襲——金融危機，就是那個突如其來的“奸人”。它讓尚未完全擺脫低端代工依賴、正努力向上突圍的東莞制造，雪上加霜。

但危機往往也暗藏轉機。正是這場風暴，讓許多企業清醒地認識到：僅僅依賴代工、把命運交在別人手中，只賺取微薄加工費，絕非長遠之計。于是，一批有遠見的企業家開始主動求變。比如書中所寫的東莞本地企業家尹積琪，以及我的老鄉曾凌燦，都是在那個階段毅然走上了品牌化轉型的道路。尹積琪創立了品牌“迪寶”——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姚明和中國代表團身穿的正是在當時初露鋒芒的該品牌鞋子；曾凌燦則創辦了“莫失手袋”，逐步從代工走向自主設計與品牌運營。

可以說，正是這種在危機中自我反思、果斷轉型的勇氣，讓東莞制造逐漸積累起一定的產業深度與應變韌性。也正因經歷了早年的淬煉，在面對后來疫情、貿易摩擦等新一輪沖擊時，不少企業反而更從容，具備了“見招拆招”的意識與能力。譬如書中另一個案例“易事特”，它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被迫轉型，而在近幾年復雜的外部環境下，更是緊緊抓住“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機遇，以新能源的儲能業務為抓手，持續調整業務結構、提升技術競爭力——這不僅讓它渡過難關，更實現了逆勢成長。

謝良兵：在調研和寫作過程中，哪些東莞企業或人物的故事最讓您觸動？能否分享一兩個典型案例？

王千馬：我們每個人都偏愛“逆襲”的故事，因此《“制造”新東莞》中最打動讀者的，無疑是像李實、王馨、向莉以及柳冬嫵這樣從基層打拼出來的普通人。比如盟大創始人李實，年紀輕輕就被人以“招工”名義騙到東莞，近乎被當作“豬仔”賣到陌生之地。但他沒有向命運低頭，從一名普通保安起步，憑借韌勁與智慧一步步站穩腳跟，最終成為扎根東莞、獨立創業的代表人物。王馨和向莉則曾是流水線上的打工妹，整日穿梭于玩具廠、電子廠之間，卻在機械重復的勞動中敏銳捕捉改變的可能，通過自學和拼搏，逐漸走出流水線，走向管理崗位甚至創業之路。王馨后來成了上市公司鼎泰高科的創始人，向莉則成了在東莞開辦了廣譽遠精品國藥堂。

還有我非常尊敬的柳冬嫵先生。他原本懷揣詩人夢，卻因家庭負擔不得不放下紙筆，走進車間，把“詩與遠方”暫時埋進心底。但詩歌并未離他而去，反而成為他那段單調打工歲月中的精神救贖。他用文字記錄流水線旁的悲歡、城鄉之間的徘徊，最終不僅走出車間，還通過寫作讓打工群體的生命經驗被看見、被銘記。他從一個漂泊的打工者，成長為用筆為城市立傳的作家，真正將個人的風景，匯入了東莞這座城市的風景線。

回望那個年代的東莞，總是苦樂交織、希望與迷茫并存。數以萬人的大工廠曾是無數小鎮青年的集體記憶，它們不僅為內地年輕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第一站，更在流水線的紀律、外資企業的管理中，磨礪出東莞珍貴的產業人才——王馨、向莉、李實等人，正是從那里走出，成為東莞制造業轉型升級中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

然而，隨著成本上升與產業轉移，那種萬人大廠蜂擁而至的熱鬧場景正逐漸淡出東莞。很多人不禁發問：過去東莞能給予普通人那么多機會，今天呢？其實機會仍在，但邏輯已變。當下的東莞不再依賴傳統的人口紅利，而是朝著“工程師紅利”“創新紅利”邁進——它需要的不再是流水線旁重復的雙手，而是能夠推動智能化、數字化、品牌化的頭腦。這座制造名城正在書寫新的逆襲故事，只是劇本換了，對演員的要求也更高了。

謝良兵：你認為這本書與以往關于東莞或中國制造業的著作相比，最大的突破或獨特價值在哪里？

王千馬：盡管“制造”是這本書的核心主線，但它不僅僅是在講述東莞的制造史，更是在書寫“制造東莞”的歷史。在本書中，我們不僅回溯了東莞制造的發展脈絡，更深入這座城市的文化肌理與精神成長。唯有理解東莞從何而來，因何而成，才能真正讀懂“東莞制造”背后的邏輯與未來的方向。

其次，我們不僅書寫東莞的制造史，更致力于書寫東莞制造是如何被“制造”出來的。東莞制造并非發生在一個封閉的空間中，它深深嵌入在地緣格局、政策引導與全球產業變遷的大背景下。通過東莞，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城市的產業升級，更是中國融入全球化、不斷自我革新的縮影。更重要的是，在我們看來，“制造”不僅僅關乎工廠和流水線，它還緊密關聯金融支持、人才培育、教育資源、城市配套以及消費市場等一系列服務業態。因此，我們寫制造，也在寫如何通過良好的服務生態去“制造”出更先進的制造。

最后，這本書既屬于東莞，又超越東莞。它既是一部扎實的地域制造史，同時也可被視為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一個典型樣本。東莞所經歷的——從代工到自主、從規模到質量、從依賴人口紅利到追求工程師紅利——恰恰是中國制造正在走過的路。于是，這本書既為東莞立傳，也在為中國制造發聲。

從“世界工廠”到“工業雨林”

謝良兵：書中提到東莞40多年從農業縣到制造重鎮的蛻變，你認為最關鍵的幾個轉型節點是什么？書中描述了東莞產業升級的路徑。你認為從最初承接產業轉移的節點，無疑是骨骼就是我們說的硬件、廠房、設備這些，到如今構建自主創新鏈、供應鏈的“神經也就是研發、設計、品牌、數據這些，最關鍵的一躍是什么？

王千馬：東莞的轉型跨越了幾個關鍵階段：首先是從傳統農業縣轉向農村工業化，通過“三來一補”模式承接全球產業轉移，初步建立起制造能力與基礎設施，我們可以稱之為“搭骨架”的階段。第二個節點是從“只見星星，不見月亮”——也就是中小企業林立但缺乏龍頭引領的局面，逐步轉向培育現代制造名城，開始出現一批具有行業控制力和品牌影響力的企業。第三個重大轉變，是從過去32個鎮街各自為政、松散發展的“諸侯經濟”，走向區域協同、功能互補的組團式發展，強化全市層面的戰略統籌和資源整合。

而所有節點中最具決定意義的，無疑是松山湖高新區的設立與發展。我們稱之為“再造一個東莞”，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塊新土地的建設，更意味著發展邏輯的根本轉變：從依賴人口紅利和土地資源，轉向依靠創新驅動和人才紅利。

你所比喻的從“骨骼”到“神經”的躍遷，最關鍵的一步，正是這座城市實現了從“被動承接”到“主動創新”的意識覺醒和能力構建。它不再滿足于只做世界的工廠，而是要成為原創技術的策源地、供應鏈的控制節點和品牌的高地。

謝良兵：OPPO、vivo的轉型或松山湖材料實驗室的成立，是否是這一躍遷的典型代表？

王千馬：OPPO和vivo的崛起正是這一躍遷的生動體現——它們從早些年的代工生產，逐步走向自主研發、設計甚至定義產品，完成了從“制造”到“智造”的跨越。而松山湖材料實驗室等平臺，則代表了東莞面向基礎研究和前沿創新布局的決心，旨在打通從實驗室到生產線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它們共同標志著，東莞制造正在深度重塑自己的“神經體系”。

謝良兵：東莞制造經歷過“代工貼牌-自主品牌-智能制造”的演進，你如何看待其中“生存壓力”與“創新動力”之間的關系？

王千馬：代工貼牌意味著別人出資本、出設備，我們主要提供土地和人力。對于剛起步城市化、缺乏技術和資金的東莞來說，這是一個現實且相對安全的選擇。它解決了就業，帶來了最初的外匯和工業經驗，讓東莞得以在全球化分工中站穩腳跟。

但隨著城市化的深入，土地資源日益緊張，人力成本持續攀升，這種“不過腦子”的代工模式逐漸難以為繼——利潤越來越薄，話語權卻始終掌握在別人手中。生存壓力由此凸顯：如果不變，就只能被淘汰。

正是這種壓力，成為很多企業走上創新之路的最直接動力。它們意識到，只有做自主品牌，才能掌握定價權；只有投入研發，才能擺脫低端鎖定的命運；只有邁向智能制造，才能應對成本上升、提升效率。也就是說，“活下去”的緊迫感，反而逼出了“走上去”的遠見。

所以我們看到，一批東莞企業從代工中積累技術、資金和市場認知，然后果斷轉向打造自主品牌，甚至進一步布局核心技術研發和數字化轉型。它們不再滿足于只做訂單的執行者，而是要成為創新的發起者和產業鏈的主導者。生存壓力與創新動力，在東莞制造的進化中，構成了一對相互催生、彼此成就的推動力。

謝良兵：書中提及了諾基亞東莞工廠的興衰。你如何評價這段歷史？

王千馬：諾基亞之所以能落地東莞，本身就是東莞主動尋求產業升級的一種努力和突破。實事求是地說，它的引進在當時堪稱壯舉，不僅極大地提升了東莞制造業的知名度，也標志著這座城市開始從低端代工向高端制造邁進。

然而，相比它的到來，我在書中更多地聚焦于它在東莞的衰落——因為它的退出，反而為東莞的產業發展敲響了更深刻的警鐘。諾基亞的失敗從根本上說是因其未能與時俱進：當世界已快速轉向數字化、智能化之時，它卻仍在依賴過往的成功模式，缺乏對新一代技術趨勢與用戶體驗的深刻洞察與投入。這一案例清晰地揭示出：產業轉型不是一次性的任務，而是一個需要不斷迭代、持續突破的過程。即便引進世界級巨頭，也需要不斷地自我革命，以便跟上時代的要求。

謝良兵：它留下的最大遺產是成熟的產業工人隊伍、完善的供應鏈網絡，還是一種居安思危的轉型意識？

王千馬：諾基亞所留下的，遠不止一批成熟的產業工人和完善的電子供應鏈網絡——這些固然重要，但它更寶貴的遺產，正是一種“居安思危”和“持續進化”的轉型意識。真正的產業韌性，不僅在于招引大項目，更在于構建一種能夠不斷學習、持續迭代的創新生態系統。

謝良兵：近年來東莞在電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崛起，你認為其產業升級背后的核心支撐是什么？

王千馬：我們早就知道，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產業升級背后無疑是科技。沒有科技創新作為根基，所謂的升級很容易淪為空中樓閣。但科技的發展，尤其是它的應用與轉化，靠的是人才——既需要高層次的科研人才去突破“從0到1”，也需要大量工程師和技能人才實現“從1到N”的產業化。

但比單項要素更重要的，是生態。正如我在新書中強調的，松山湖的發展模式，本質上是在構建一片“工業雨林”。它不再是過去那種單一流水線、大規模代工的“世界工廠”邏輯，而是一個多元、開放、共生、能夠自我演化的創新生態系統。在這片“雨林”中，高校、新型研發機構、企業、資本、政府政策和服務平臺形成了緊密互動、彼此滋養的關系。

政策在其中扮演了“土壤培育者”的角色，通過持續的制度創新和產業引導，為企業減負、為創新開路；人才是雨林中最活躍的“種群”，他們的流動、碰撞和協作，催生出新的技術與企業；而產業生態則提供了“氣候與環境”，讓大大小小的創新主體既能獨立成長，也能協同共生。

因此，東莞產業升級的真正支撐，不在于某一項政策或某幾家企業，而在于它逐漸成形的、具有韌性和活力的雨林式創新生態——這才是它從“制造”走向“創造”的底層動力。

松山湖華為小鎮 攝影：謝良兵

如何看待東莞的“制造美學”

謝良兵：你在書中是否隱含了對“制造美學”的思考？你如何定義“東莞制造美學”——是工藝精度、產業協同、還是創新文化？

王千馬：當制造和美學結合在一起，其實挺有意思的，就像冷冰冰的東西有了人文的溫度。事實上，當我們的制造只是代工、山寨的低端制造時，它肯定是沒有美感的。當它能成為美學，一定是制造本身已經超越了純粹的功能性與代工邏輯，進入了意義與價值的創造層面。

正如這本書封面上所寫的那句——“有一種制造美學叫東莞”，這不僅僅是一句口號，更是對東莞制造業轉型升級之路的深刻提煉。東莞之所以能成為這種美學的代表，正是因為它完整地走過了從“制造”到“創造”、從“代工”到“美學”的蛻變歷程。

盡管東莞當地對這句話有自己的解讀，但對我而言，“東莞制造美學”應是這樣的：它首先體現為精度與創新的美學——從一臺OPPO手機的精雕細琢，到松山湖材料實驗室的前沿突破，東莞制造在極致的工藝細節與自主創新的突破中展現工業之美；其次是系統與協同的美學——在高度成熟的產業鏈網絡中，企業、人才、政策、服務形成高效協作、彼此賦能的生態系統，正如“工業雨林”一般，既有參天大樹般的龍頭企業，也有多樣化中小企業和初創團隊，共同構筑了一個動態平衡、有機生長的制造共同體；更重要的是轉型與堅韌的美學——從諾基亞時代的教訓，到華為、vivo、新能源等多元動能的崛起，東莞始終在調整、適應、創新，將每一次危機轉化為轉型的契機，每一次挑戰沉淀為成長的養分。

因此，“有一種制造美學叫東莞”，意味著東莞已不再僅僅輸出產品，更在輸出一種制造的新范式、新文化。它代表了一種“可實踐的理想主義”，是東莞制造給予中國乃至世界制造業最重要的一種啟示——制造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流程與數據，更是一種人文、技術與生態深度融合的現代藝術。

謝良兵：你認為“美學”一詞如何與制造業結合？東莞有哪些體現“制造美學”的典型企業或現象？

王千馬：正如我上面所說的，東莞的制造美學，首先體現在產品本身——不僅僅是功能的實現，更是對設計、工藝和用戶體驗的極致追求。例如OPPO和vivo的手機，不僅在技術上持續創新，更在材質、色彩與手感上不斷突破，讓科技產品擁有了藝術品的質感。

其次體現在制造的方式——智能化、柔性化的生產線本身就如同一場精密演繹的工業交響。比如慕思的數字化工廠，將傳統家具制造轉變為可定制、可追溯、高效率的現代生產，體現了秩序與效率之美。

第三是體現在制造的文化上——東莞企業不再滿足于代工，而是積極輸出品牌、輸出價值。從“東莞制造”到“東莞品牌”的轉變，背后是一種對自主創新和文化自信的堅持。例如馬可波羅瓷磚，將東方美學融入建筑陶瓷，讓產品成為文化的載體。

而我最看重的是它體現在制造的生態上——東莞形成了一種“工業雨林”式的創新生態：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產學研協同創新，政策、資本與人才高效互動。松山湖材料實驗室就是一個典型，它不僅是技術研發平臺，更是連接前沿科學與產業應用的“美學樞紐”，讓創新得以持續發生、自然生長。

因此，東莞的制造美學，是產品之美、智造之美、文化之美與生態之美的多層次融合。它讓制造不再是冰冷的機器轟鳴，而成為一場系統、可持續且充滿創造力的價值實踐。

謝良兵：東莞的“隱形冠軍”企業、智能制造生產線或工業設計體系，是否構成了某種獨特的“工業審美”？

王千馬：毫無疑問。當我們在慕思的數字化工廠、vivo的自動化車間里，看到機器人精準協同、數據實時流動、生產節律如樂章般流暢，這何嘗不讓人覺得動心。當我們看到很多“隱形冠軍”企業雖然不為眾人所知，但依舊在細分領域做到極致。這無疑就是一種專注、堅韌的工業詩學……

當然，今天的東莞制造顯然不再只是“美化產品”，更是打通用戶需求、技術可行性與生產制造的系統能力，從設計、科技、制造等多種維度，共同塑造出一種理性與感性并重、效率與人文共存的東莞特色工業審美——它強調“精微處見匠心”，“秩序中藏智慧”，“生態中顯活力”。這不僅是制造的升級，更是一種工業文明的升華。

東莞中堂鎮全景 圖源：攝圖網 授權ID：501387329

謝良兵：東莞的城市面貌有濃厚的“鄉土”痕跡（如密集的城中村）與最前沿的科技園區并存。書中有無捕捉到這種“土味美學”與“現代制造美學”之間的張力與融合？您認為這種融合是東莞的特色還是挑戰？

王千馬：我們在書中確實深入觀察并呈現了這種看似矛盾卻又真實共存的城鄉景觀。早期的東莞發展走的是一條“漫山放羊”式的路徑，“夾到碗里都是菜”，產業門檻低、布局分散，導致出現了“農村不像農村，城市不像城市”的獨特面貌。城中村與科技園區比鄰而居，五金作坊與智能工廠共享同一片土地——這恰恰是東莞制造演進過程中無法回避的現實圖景。

但這種“土味”與“現代”的并存，與其說是斷裂，不如說是一種漸進的、有機的融合過程。東莞做得非常聰明的一點是，它并沒有全盤推倒重來（除松山湖這類特殊規劃區域），而是通過賽馬機制，讓32個鎮街依據自身基礎差異化競爭、各顯其能。這樣做的好處非常明顯：一方面，幾乎所有鎮街都融入了工業化進程，沒有在時代浪潮中掉隊；另一方面，實現了“工業就地發展”、產城深度融合，讓本地農民不必背井離鄉就能享受發展紅利，村鎮在保留原有社會肌理的同時，逐步吸納新的產業功能與文化認同。

所以我們捕捉到的，不是一種美學上的違和，而是一種動態的、生長中的混合美學。它當然帶來挑戰——包括城市規劃的整合難度、公共服務配套的壓力、風貌品質的參差，但我們更應看到：這種“不離土的工業化”，正是東莞區別于許多純園區化、新城化城市的重大特色。它保留了社會的彈性、文化的多樣性，也為不同階段、不同形態的產業提供了生存與試驗的空間。

因此，我并不認為“土味美學”是終點，但它無疑是一個極具現實意義的過渡階段。東莞的未來，不在于徹底抹去這些痕跡，而是如何在尊重本地生態的基礎上，推動一種“自然風光+工業生態”的新美學——讓人與機器、村莊與園區、傳統與現代，不是彼此沖突，而是互相成就、共同進化。這條路東莞才剛剛走了一半，但卻值得期待。

謝良兵：書中收錄了打工詩歌或關于工人文化生活的內容。這是否是“制造美學”中關于“人的尊嚴與創造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你如何看待流水線上的詩意？

王千馬：最近東莞市在力推“素人寫作”或者說“新大眾文藝”，在我看來，它們的文化源頭正來自于這些打工詩歌。

打工詩歌的興起，與無數涌入東莞的小鎮青年密不可分。他們當中涌現出像柳冬嫵、鄭小瓊這樣從流水線走向文學表達的詩人。但在我看來，打工詩歌不僅僅是一種文學現象，更是一線工人用詩性來對抗日常重復、虛無與壓抑的精神實踐。它源于機械節奏中的喘息片刻，源于個體在集體勞動中不愿被工具化的尊嚴覺醒。工人們不僅在流水線上完成物質生產，更在詩歌中完成精神的自我建構。

我們所談論的“流水線上的詩意”，也正在于此：它并非在美化苦難，而是人在單調中尋找意義、在束縛中渴望自由的真實痕跡。這些詩歌，讓“東莞制造”不再只是一組經濟數據或一批暢銷全球的商品，更成為一個有血有肉、有淚有夢的生命現場。

所以說，東莞的制造美學，既是機器精密運行的節奏，也是人被尊重、被激發、被看見的過程。它最終指向的，正是一種更具人文關懷的工業文明。

制造美學對東莞轉型的意義

謝良兵：基于書中的調研，你認為東莞要完成這一城市品牌的躍遷，最需要補上的一課是什么？是工業設計、城市空間規劃，還是文化軟實力的構建？“制造美學”是否可以被視為東莞城市品牌的新標簽？它對東莞的城市形象提升有何作用？

王千馬：我覺得一個人、一個城市都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盡管東莞近些年來發展突飛猛進，但仍然存在不少短板，否則不會在中美貿易摩擦之中表現出一定的掙扎。說到底，我們既要提升自身的工業價值、避免在關鍵環節被“卡脖子”，也要積極打通更廣闊的國內市場，降低對外貿的過度依賴。

因此，未來的東莞尤其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重點發力：一是強化工業設計與科技研發能力，推動制造業從“代工輸出”轉向“品牌輸出”，真正實現價值攀升；二是系統構建文化軟實力，讓更多人從“知道東莞”走向“了解東莞”，并最終“認同東莞”；三是推進城市空間的重塑與更新——新興產業發展需要新的空間載體，而原有工業區卻面臨老化與低效問題，如何推動土地集約利用、推動舊廠區轉型、實現“產城人”深度融合，已成為東莞必須面對的現實課題。

而“制造美學”，恰恰可以成為串聯這些維度、塑造東莞新品牌形象的關鍵標簽。它不僅僅關乎產品的外觀設計，更是一種融先進制造、人文關懷、生態可持續于一體的新發展哲學。通過這一美學的打造和落地，一方面向內推動產業升級與城市治理細化，另一方面向外構建清晰、現代、有共鳴的城市身份。無疑，它將幫助東莞跳出“世界工廠”的傳統認知，轉向“智造之美、生態之美、人文之美”的新形象。

謝良兵：你認為東莞的“產城融合”實踐如松山湖、濱海灣新區，是如何體現制造美學的空間表達？

王千馬：松山湖剛被打造時，是秉持著“再造一個東莞”的目的。我在采訪相關領導時，他們都提出了當時曾有一個知名的口號：“產業與新城齊飛”。這一理念頗有王勃《滕王閣序》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意境美感——既強調產業發展，也注重生態與人文的共生。

而這種“齊飛”的思維，恰恰是制造美學在空間維度上的深刻表達。松山湖和濱海灣新區并不僅僅是產業園，更是以“人”為中心、以“創新”為脈絡、以“生態”為基底的新型城市空間。

在松山湖，你可以看到華為歐洲小鎮低密度的建筑群與湖光山色相互交融，科研實驗室、高等院校、孵化基地與生態濕地、慢行系統有機交織。這里打破了傳統工業區與城市生活區的界限，讓“制造”發生在風景中，讓創新扎根在生活里。

濱海灣新區則進一步體現了“向海而生”的開放與未來感。它通過TOD模式開發（如濱海灣站TOD、虎門站TOD），以及交椅灣慢行系統連廊設計、威遠島重點地段城市設計等方式，將高端制造產業功能與濱海生態廊道、公共服務配套緊密結合，展現出“國際化+綠色化+智能化”的產城融合新范式。

這些實踐表明，東莞的“制造美學”不僅在產品和工廠中發生，更在空間層面重構了一種新的工業城市形態：產業功能、城市服務與自然系統多維融合，效率、人文與美學價值并行不悖。它讓制造不再是煙囪林立、機械轟鳴的舊符號，而成為可漫步、可感知、可生活的現代城市意象。

所以說，東莞通過這些新區的探索，正是在回答一個問題：后工業時代的制造城市，應該如何生長？而它的答案，正藏在“產業與新城齊飛”的美學追求之中。

謝良兵：東莞經驗對中國其他制造業城市的轉型是否有借鑒意義？哪些可復制，哪些不可復制？

王千馬：毫無疑問，東莞給人最大的啟示就是實體立市。沒有實體，很多城市只能成為空殼，或者說，萎縮性城市。

與“實體立市”相輔相成的，是東莞始終秉持的“與時俱進、創新引領”的發展邏輯——從“三來一補”到自主創新，從代工制造到智能制造，東莞總在關鍵時刻敢調頭、能升級。

但我們更需要清晰的是，對東莞來說，它的一切成功都是建立在改革開放的基礎之上，它那成功的過去依托于港深的產業轉移，未來則要更加突出自己海洋城市的身份。與此同時，通過中歐班列，將自己與世界相連。

對中國很多城市來說，它沒有東莞與香港之間的親密關系，也沒有大灣區建設背景下的人才、政策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其注入強勁的科創動能，但是，它們完全可以借鑒其“無中生有、敢為人先”的制度創新精神和市場敏感度——除了通過“中歐班列”主動構建新的對外通道，通過松山湖科學城布局基礎科研，還通過城市更新破解產業空間瓶頸……

這些主動突圍、順勢而為的策略，恰恰是“東莞經驗”中最值得深思和學習的內核。因此，東莞的真正啟示在于：一座城市能否持續進化，不在于它擁有什么起點，而在于它是否始終保有重塑自我的意愿和能力。

東莞制造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

謝良兵：當前全球產業鏈重構、碳中和目標等新挑戰下，你認為東莞制造面臨的最大機遇與風險是什么？

王千馬：這些挑戰在東莞身上其實都有投射，比如無數的玩具廠和鞋廠，離開東莞轉戰東南亞；比如東莞的幾部手機一度陷于銷量下滑，又比如，今天的東莞似乎不太容易找到工作了……但是我依舊相信東莞，一方面是相信東莞向死而生的創新能力，另一方面相信這么多年的積累，讓東莞深度嵌入到了世界產業鏈當中，脫離東莞，不僅是東莞的損失，更是世界的損失。

從風險來看，東莞制造正面臨三重壓力：一是產業鏈遷移的壓力，部分低附加值產能向東南亞等地轉移，對傳統制造環節造成沖擊；二是技術競爭的壓力，尤其是在中美科技博弈背景下，高度依賴外部技術的領域面臨不確定性；三是綠色轉型的壓力，作為制造大市，如何實現碳中和目標同時保持產業競爭力，是一個系統性的挑戰。

但風險往往與機遇并存。對東莞而言，當前也正迎來三大機遇：一是產業鏈重構下的高端攀升機遇——正如當年從諾基亞的挫折中培育出華為、OPPO、vivo等自主力量一樣，當前的外部壓力正在倒逼東莞加速核心技術攻關和品牌建設；二是碳中和背景下的新賽道機遇，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等產業正在東莞快速成長，例如氫能產業鏈、新型儲能等已逐步布局；三是數字化智能化的融合機遇，東莞深厚的制造底蘊與數字技術結合，正推動傳統工廠轉變為“工業互聯網+低碳智造”的新型生產體系。

謝良兵：如果請你用一句話總結“東莞制造的精神內核”，你會如何描述？

王千馬：正如我這本書中所前后呼應的那樣，就是：從空白走向空白。

第一個“空白”，可以理解為一種“零”的狀態——早期的東莞夾在廣深之間，作為農業縣，既缺乏大城市的資源集聚，又面臨人才、資本的虹吸效應，就像珠三角夜晚的燈光圖：廣深璀璨奪目，而東莞卻顯得黯淡。這種“空白”，是經濟洼地的象征，是未被定義的原始狀態。

但換個角度看，這種“空白”又像中國畫里的“留白”——它不是空洞，而是充滿可能性的未完成狀態。東莞的獨特之處，恰恰在于它沒有被既定模式束縛，反而在廣深的夾縫中闖出了一條自己的路。正如我們這本書所記錄的，它通過農村工業化、通過“世界工廠”的崛起，在原本的“空白”上無中生有，創造了令人驚嘆的經濟奇跡。

而第二個“空白”，則是對未來的隱喻。我不希望東莞被過去的成功固化，而是期待它保持“空白”的開放姿態——不再是虛無的零，而是能包容創新、多元與變革的“大有”。就像書末寫到的：“空白的五顏六色，沉默的震耳欲聾。”未來的東莞，應該是一片能孕育新事物、新文化的沃土，既有制造業根基的沉穩，又有破界生長的活力。這種“空白”，是主動選擇的留白，是留給未來書寫的自由。

總之這句話，既是對過去的總結，也是對未來的隱喻——東莞制造的精神內核，就是一種在不確定性中創造確定性、在無人地帶構建新生態的開拓者意志。

謝良兵：對于年輕一代如何理解制造業、投身制造業，你有何建議？

王千馬：無實體不未來。制造業始終是一國一城經濟發展的壓艙石。沒有堅實的制造根基，任何創新、任何服務經濟都難以持續。年輕人應當意識到，制造業不是“夕陽產業”，而是支撐中國走向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內容。尤其九三閱兵展現的成果，更是讓我們堅信制造的力量。

此外，我還要送他們兩句話，一個是“勇于開新柱”，一個是“也要老樹發新花”。關于前者，是希望他們敢于投身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新興領域，在這些代表未來的產業中開辟新路；關于后者，則是指傳統制造業也正在發生深刻變革——數字化、綠色化、服務化賦予它們全新的生命力。比如東莞的服裝企業通過柔性供應鏈實現定制化生產，五金工廠借力工業互聯網變身“智慧工廠”，這些都是“老樹新花”的生動體現。所以讓這些老樹發新花，也是我們年輕人的責任。

我尤其想對年輕人說的是：今天的制造，早已不是父輩印象中流水線上的重復勞動。它是人機協同、是數據驅動、是創意落地，更是一種融合技術、藝術與可持續性的創造性活動。你們可以用代碼優化一條產線，用設計重塑一個產品，用品牌講述一個中國制造的故事——制造，可以很酷，也應當很酷。

所以，不妨放下偏見，走近車間、走進實驗室、走入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那里不僅有機器轟鳴，更有未來中國經濟最真實的脈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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