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辯論到脫口秀，什么在發生變化？

兩檔脫口秀節目的相繼落幕，標志著脫口秀又陪伴觀眾度過一個夏天。和去年一樣，脫口秀依然是扛起綜藝討論度大旗的重要賽道。而除了熱度和話題外，更難得的是，觀眾對脫口秀這種內容形態本身的認可度也在提高，脫口秀已經成為一種具備傳播力的青年文化，影響力擴散到社會的各個領域。

節目海報（圖源：豆瓣）

不知不覺，脫口秀在國內走過了一段很漫長的歲月。不從太久遠的故事講起，就從《脫口秀大會》第一季算，今年已經來到第九年。

作為一種以綜藝為介質向大眾輻射的文化形式，脫口秀的特別之處在于，其具有自我迭代的能力：每年都有源源不斷的新選手加入，帶來新的風格和新的視角；在內容上始終與最當下的大眾站在一起，同時能夠最迅速捕捉最新鮮的時代情緒。

此情此景，難免讓人想起已經被塵封在我們回憶里的另一檔節目——《奇葩說》。同樣是語言類節目，同樣是以新的內容形態為載體、以綜藝為介質向大眾進行內容輸出，《奇葩說》在后期所面臨的，卻是越來越枯竭的辯題選擇，“造星”能力的顯著下降，娛樂性與觀點質量難以平衡等現實問題。

《奇葩說》節目海報（圖源：豆瓣）

在《喜劇之王單口季》第三期出現的馬東，喚起了在場很多選手對《奇葩說》的記憶。付航提到了自己參加《奇葩說》的故事，這一季的張踩鈴和龐穎，也都是《奇葩說》的老朋友，劉旸2015年就參加了海選，很快就被淘汰，直到第七季時才被更多人認識，同樣在第七季走到最后的，是如今坐在“魔王”席上的小鹿。

而如今回過頭看，《奇葩說》的開始和結束，都有著非常濃厚的時代色彩。2014年，《奇葩說》第一季播出時，電視綜藝剛剛進入黃金時代，涌現了《爸爸去哪兒》《我是歌手》等一大批王牌臺綜，而網綜還處在相對空白的階段，在節目規模、藝人陣容、制作經費等各方面都無法和臺綜相提并論。

《奇葩說》選擇了一條很討巧的路，它放大了網綜的優勢，即對內容的限制更少，以尖銳大膽的辯題吸引觀眾，同時在全國范圍內尋找“奇葩”，并為節目帶來更新鮮的觀點碰撞。辯論這種相對專業和小眾的內容形態，經由網綜的改造，開始成為能夠被更多人接受的、具有大眾性的內容。

更特別的地方在于，《奇葩說》開辟了素人成名的另一條路——只要“會說話”，就有成名的可能。頭幾季的《奇葩說》具備強大的造星功力，顏如晶、姜思達、馬薇薇、黃執中等多位選手都在節目中一戰成名，實現了地位的躍升。

這也是為什么脫口秀演員和《奇葩說》選手具有相對較高的重合度，二者所需要具備的業務能力有某種共通性，只不過當時《奇葩說》對于這些“會說話的人”而言，是唯一一條可選的路。

2017年，《奇葩說》來到第四季時，《脫口秀大會》出現了。在此之前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節目，那就是《吐槽大會》，不能否認這檔已經消失的節目的重要性，它以更具大眾認知度的明星作為橋梁，鏈接了觀眾與脫口秀這一當時還算小眾的文化形式，并為更多人認識和了解脫口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這一年也是《奇葩說》的轉折點，隨著肖驍在總決賽上打敗陳銘獲得BB KING引發爭議，馬薇薇和姜思達在微博上公開對線，被觀眾指責“老奇葩抱團、BBKING世襲”，《奇葩說》的口碑開始不可避免地經歷滑坡，并為它最終的結局埋下了伏筆。

肖驍獲得BB King畫面（圖源：《奇葩說》第四季）

同為語言類但形態完全不同的兩檔節目，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共同存活期。2020年，《奇葩說》播出最后一季時，《脫口秀大會》剛來到第三季，在“本土化”的道路上漸入佳境，王建國、呼蘭、楊笠等人開始成為國內新一批“最會說話”的代表。大眾熱衷消費的內容形態，開始發生從辯論到脫口秀的遷移，辯論最終隨著《奇葩說》的停播回歸小眾，而脫口秀盡管也偶有波折，但整體仍然保持著樂觀的上升態勢。

出圈片段（圖源：豆瓣）

在這種遷移背后，是社會環境的變遷，以及大眾情緒的整體轉向。

第一重變化是傳播方式的變化。也就是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在網絡上傳播的一切內容都開始向短，短視頻成為覆蓋范圍最廣的傳播形式，大眾接收和消化信息的習慣也不可避免地被改變了。

而這種碎片化的傳播方式，顯然更適合脫口秀而非辯論。類似付航這樣在登上節目前便有極高人氣的選手，正是通過短視頻中脫口秀段落的碎片化傳播而實現的人氣積累，而辯論類的視頻，實際上更需要上下文的銜接，并且輸出密度極高，觀者更需要調用大腦而不能實現放松的目的。

黃執中曾經提到過這種變化，一段同樣三分鐘的話，以前只要有一小段出色就可以，現在要求句句有爆點、有笑點，“講兩句話臺下沒反應就叫‘這一段垮了’，太神奇了！”程璐也參加過《奇葩說》，他的體感是，比《脫口秀大會》要困難得多。除了講脫口秀所必備的“出梗”，還要同時滿足辯論本身對邏輯和觀點的要求。

程璐淘汰后發言（圖源：《奇葩說》第七季）

龐穎在《喜劇之王單口季》上的“水土不服”，也能側面佐證這一點。在節目里小鹿提到，龐穎在說開放麥時，只要臺下觀眾有反應，她就覺得“炸場了”，但對于脫口秀演員來說，“那個叫微微一笑。”

第二重變化，則是社會情緒的集體轉向。簡而言之，“學習某個道理”變得不再重要，特別是對于一檔綜藝而言，觀眾更希望能獲得的是情緒價值而非實際效用。

追求“無用之用”成為一種趨勢，《奇葩說》最初具備的那種發人深省的功能不再重要。在辯題的設置上，無論是早期比較放飛的腦洞題，還是后期比重增加的、更生活流的辯題，本質都是為了“提供某種解法”。而脫口秀則不然，它只提供情緒，不提供答案，就像鳥鳥在說的那樣，“沒有什么問題是一段脫口秀解決得了的。”

鳥鳥在節目上的話（圖源：《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第二季）

同時，綜藝所承擔的社會功能也在向輕。從脫口秀的內部視角來看，近年來反復出現對于脫口秀“議題先行”的指責，脫口秀演員不斷表態“好笑比議題重要”，都體現出了觀眾對于娛樂屬性的重視，遠遠多過于對社會功能的重視。

而以辯論為核心方式的《奇葩說》，很難一下從激烈的對抗中轉向。辯論是具有強競技感的語言游戲，它有明確的對抗方，強調邏輯的縝密和觀點的交鋒，盡管正反方各有道理，但最終都要有個結果。另外，隨著眾多專業辯手的加入，《奇葩說》的辯論性反而逐漸加強，也因此離大眾的取向更遠。

人們仍然是樂見觀點的，但好似不太需要論證。知名電競選手Shanks前段時間將普通用戶上麥進行“直播辯論”這一形式帶到了大眾視野中，實際上這一類直播間已經在各類平臺大行其道，這證明“辯論”從某種程度上說還是有其受眾的。但是，“直播辯論”與其說是辯論，不如說是“罵街”，充斥著大量人身攻擊與經驗主義的“對噴”，的確能滿足短視頻用戶“圖一樂”的需求，卻不可能再和過去《奇葩說》提供的社會功能相提并論。

從《奇葩說》后面幾季的調整和反饋，也能夠很明顯地感受到節目組對情緒價值的捕捉和迎合，逐步降低了專業辯論的要求。就拿第七季來說，圍繞“更貼近當下社會和大眾生活”的總體思路，節目在海選上放寬了限制，無論是否會辯論，只要敢表達、真誠、有趣，都可以參加海選；在賽制上進行了調整，不再組成戰隊，而是以個人為單位選擇立場，讓選手們能更真實地表達，而不是只在意勝負，強調“觀點與情感先行，而非辯論技巧先行”；辯題的切口也更小，取材于更普通的生活場景，比如“在廁所隔間聽到同事說我壞話要不要大方走出來”“家長群里吹捧老師該不該跟風”等等。

《奇葩說》第七季片段（圖源：豆瓣）

這是一種“脫口秀化”的改造，但與其將已經被大眾所接受的辯論進行“脫口秀化”，為什么不直接看脫口秀呢？生活流的辯題放在《奇葩說》里違和感極強，硬要為了生活中那些略顯尷尬的小事而展開長篇大論的分析，顯得太煞有介事，但在脫口秀的舞臺上，每個細小的點往上翻番都值得成為五分鐘的段子，甚至觀察越細微越能令人拍案叫絕。

這里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點，就是視角的差異，脫口秀是“自我視角”，而辯論始終是“他者視角”，雖然辯手在表達時也會融入自己的生命體驗，但最終仍然要回落到更廣泛的價值輸出上去。而脫口秀則是完全“從我出發”去進行創作和表達。對觀眾而言，這些形形色色的自我視角，很容易引發共鳴，比起有人來告訴你“怎樣做是對的”，如今大家更渴望聽到的是“你不是一個人”。

上述種種差異都說明，脫口秀是一種更加輕盈的內容形態，也因此更有機會成為一個真正的產業，而辯論則始終無法依托于競賽模式而單獨存在，自然也就無法脫離綜藝而獨立運轉。

脫口秀的產業化已經日臻成熟。一方面，產業的基礎是人，脫口秀演員可以作為一種職業而獨立存在，但辯手離開辯論場后，就不再具有唯一性。這也是為什么從《奇葩說》里走出來的人，大多都需要尋找新的方向，嘗試轉型，但脫口秀演員可以一直扎根在行業內，這也意味著行業無論境況如何，都始終有扎實的地基。而“自我視角”又決定了其準入門檻必然偏低，再加上開放麥這類明確的露出通道，脫口秀在新演員的孵化上也具備優勢，就像賣牛脆脆的李誕說的那樣，每個人都能說五分鐘脫口秀；

與此同時，脫口秀線下演出市場的發展情況也在向好，根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數據，2025年上半年，脫口秀票房同比增長了134.9%，成為劇場類演出中僅次于話劇的第二大品類。線下市場的繁榮，說明脫口秀已經具備獨立的商業價值。

脫口秀票房向好（圖源：燈塔專業版）

大眾對語言類節目的喜好轉向，是反映時代精神的一扇窗口。《奇葩說》從第一季開始就有一句固定的標語，“40歲以上觀眾需要在90后陪伴下觀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時代精神，如今90后已經即將邁入40歲，《奇葩說》成為一代人的記憶，再由脫口秀來接過這一棒，為大眾創造新的記憶。但不管怎樣，只要表達仍在，交流仍在，這個世界就不會太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