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聽士”吳云鵬被治安拘留五日，“又開了一個壞頭”

動輒對律師或旁聽者施以刑責，絕對是司法的一種退步

從法庭旁聽席帶走30小時后，2025年9月11日22時許，多方消息確證，“旁聽士”吳云鵬被處以治安拘留五日。

青島人吳云鵬，年近六旬，因熱心法律與公共事務，近年來經常前往全國各地參與刑事案件旁聽，并在其個人公號“旁聽士”發文記錄。

對法庭旁聽者實施治安拘留，僅僅因為其記錄了庭審內容，“這事又開了一個壞頭。”一位律師直言。

北京律師趙琮亦撰文稱，近年來的趨勢是，司法公開明顯式微，庭審直播流于形式，裁判文書選擇性公開，大量案件限制旁聽，旁聽記成為司法公開為數不多的方式之一。“若吳云鵬被帶走確與其旁聽行為有關，或將是對司法公開的又一次嚴重打擊。”

吳云鵬失聯前后

自2025年9月8日開始，連續兩天，吳云鵬跟隨律師進入鄭州市管城區法院，參與旁聽王穎超等十八人涉黑案的公開庭審，并在其公號發表了兩篇旁聽記，記錄庭審細節及個人感悟。

9月10日上午，吳云鵬在繼續旁聽時，被法警帶離法庭，并移交至管城公安分局刑偵大隊。

法庭現場，民警告訴律師，因吳云鵬所發旁聽記不屬實，加之冒充被告人家屬身份參與旁聽，故對其進行傳喚。

王穎超涉黑案審理期間，被告人每家僅分配3個旁聽名額，普通公民的旁聽機會被大幅壓縮。現場視頻顯示，吳云鵬告訴身邊律師，其所寫旁聽記為法庭上真實見聞，若警方對其作出行政拘留決定，自己想申請暫緩執行。

吳云鵬隨后被帶至管城公安分局訊問。當日晚間，案件轉至北下街派出所處理。多名律師趕赴北下街派出所詢問情況，得到的回應是“吳云鵬已被帶離派出所”，至于去向、理由，語焉不詳。

9月11日晚間22時許，多方消息確證，吳云鵬被處以治安拘留5日。不過，具體法律依據和程序細節仍未公開。

吳云鵬短暫與家屬聯系時透露，自己被關押在“鄭州市某派出所”，但未明確具體地點。“旁聽士”公號的兩篇文章被刪除，顯示出事件與其旁聽行為及記錄密切相關。

“旁聽士”吳云鵬

吳云鵬年近六旬，曾在體制內長期擔任工程師，擁有法律職業資格，但并未成為執業律師。“旁聽士”不僅是他公號的名字，亦成為他本人的別稱。

他的旁聽“裝備”簡單，幾張白紙和一支鉛筆便是全部，卻承載著對案件細節的專注與記錄。最遲次日一早，一篇內容詳實、觀點鮮明的旁聽文便會發表。

“旁聽是吃瓜看客，唯有如實報道法庭情況而已。”吳云鵬曾撰文稱：“旁聽不僅僅是旁聽案子本身，隱藏在法律背后的理，更是老百姓關心的。”

他的行為不僅符合《刑事訴訟法》關于庭審公開的規定，也響應了最高法院關于保障公民旁聽權的明確要求。

有律師提出，吳云鵬被帶離的程序充滿疑點。吳云鵬的旁聽行為或記錄確有不當，應由管城區法院依法處理，而非公安直接介入。按目前披露的信息，法院法警將吳云鵬移交刑偵大隊，再轉至派出所，這一過程不僅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也未向家屬或律師履行告知義務。

警方稱吳云鵬的案件“非行政案件，也非刑事案件，正在前期了解情況”，卻將其扣留超過30小時，不通知家屬，明顯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關于傳喚時限的規定。

這些做法不僅是對吳云鵬個人權利的侵害，更是對司法公開制度的公然挑釁。

打壓“職業旁聽”是一種倒退

近年來，庭審直播大幅減少，裁判文書公開轉為選擇性發布，公民旁聽權頻頻受限。在司法公開日漸式微的當下，旁聽記成為公眾了解庭審、監督司法的重要渠道。

由案外律師、傳媒老兵、其他法律人士組織的旁聽者，甚至逐步發展為職業旁聽群體。

旁聽式辯護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現實背景和迫切的現實需求。在司法實踐中，冤假錯案時有發生，不僅給當事人帶來巨大痛苦和損失，也嚴重損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和權威性。但現有的發聲渠道并不暢通——律師的正常表達可能被視為干擾司法，新聞媒體的客觀報道也寥寥無幾。在這樣的困境下，旁聽式辯護成為一種特殊的嘗試和突破。

案外律師或新聞老兵通過旁聽公開審理的案件，以筆記的形式將案件情況客觀、真實地呈現給公眾，成為公開審判的重要方式。吳云鵬的旁聽記，以樸實的文字記錄庭審細節，傳遞法治思考，不僅讓無法到場的公眾了解案件進展，也倒逼司法機關在公眾監督下更加審慎地履行職責。

如今，這一行為直接面臨治安拘留的風險。

2025年7月，廣東佛山的一場豪門恩怨、一樁股權代持糾紛引發的刑案，亦曾演變為對律師團隊與旁聽群體對壘的觀察樣本。辯護方與控訴方各自延請名律，再有職業旁聽者，觀點激烈碰撞，旁聽記錄的筆觸也同樣立場紛呈，案件儼然演化成一出律媒兩界“豪門恩怨”。

斯偉江律師在《律師吃瓜的合宜姿勢》中，點出了法律人與旁聽士參與公共事務辯論所面臨的微妙處境。同時，他提出了“四不原則”，一是盡量客觀公正，二是不去吹捧公權力；三是不情緒化，不作人身攻擊；四是吃瓜不要脫離當下的環境，也不要辱沒自己的身份。

顯然，這是對律師與旁聽者的自律要求。而動輒對律師或旁聽者施以刑責，絕對是司法的一種退步。

吳云鵬的行為不僅符合《刑事訴訟法》關于庭審公開的規定，也響應了最高法院關于保障公民旁聽權的明確要求。如此一位熱心公益的公民，卻因行使合法權利而被強行帶離法庭，并施以治安拘留，案件背后折射出司法公開在地方實踐中的嚴重倒退。

如果連如實記錄庭審的旁聽記都成為“罪證”，那么司法公開的承諾不過是空洞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