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望道回憶《共產黨宣言》中文第一版翻譯往事

陳望道（1891—1977）中國教育家、語言學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推動者，《共產黨宣言》中譯本首譯者。浙江義烏人。早年曾留學日本，回國后在浙江第一師范學校任教。后與陳獨秀等發起成立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曾擔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書記。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復旦大學校長，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等。翻譯有《共產黨宣言》《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意識學大綱》《倫理學的根本問題》等。

關于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活動的回憶

本文為陳望道自述。節選自陳望道生前關于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馬列著作翻譯工作的談話記錄，原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 年第3期。收入本書時經陳望道之子陳振新審讀。

我是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回國的。回國后我感到群眾運動的熱情很高。當時全國都在抵制日貨，我剛從日本回來，全身行頭都是日貨。到上海剛下船，我就發現有幾個青年一直跟著我不放。起先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來想到大概他們把我當作日本人了。我到旅館后讓茶房幫我買了一件長衫，穿上后，青年們就不跟著我了。

回國后，我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師范學校教書。我的學生施存統寫了一篇題為《非孝》的文章，遭到頑固勢力的猛烈攻擊。這件事牽涉到了我，我也被加上“非孝，廢孔，公妻，共產”的罪名。隨即我便離開一師，回到家鄉義烏翻譯《共產黨宣言》。我是從日文本轉譯的，原書是戴季陶供給我的。譯好后，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設法出版。起先找不到書局印，后來才找到。上海書店也曾出版。第一版印了千把本，奉送，有很多地方翻印。到北伐戰爭時印得更多，隨軍散發。在白色恐怖下，我用“佛突”（“望道”二字英文譯音第一個字母為V.T.）這個筆名。

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三人在上海編《星期評論》。1920年5月，我在家鄉收到他們打來的電報，要我去上海。原來孫中山先生電召戴季陶去廣州，他們有意要我代替戴季陶負責這個刊物。我到《星期評論》社，在三樓陽臺上見到他們。戴同我見面后，大哭，說舍不得離開這個刊物。除李漢俊、沈玄廬外，沈雁冰、李達也在場。第二天，我們開會決定《星期評論》停辦。

我來時，陳獨秀已在上海。他被認為太“左”，于是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即文學院院長）是當不成了。他大約于1920年二三月間到的上海。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之前，我和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先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研究會吸收成員的標準起初比較寬，只要有興趣的都可以參加，后來就嚴格了。比較機密的有五六個人，總共不到十個人。以后把邵力子也吸收進來。邵力子是國民黨員，怎么辦？當時有爭論。經過討論，大家同意用跨黨的辦法。后來他代表國民黨去蘇俄，就脫離了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對外的公開名稱，內部叫共產黨，有組織機構，有書記，陳獨秀就是書記。陳獨秀、李漢俊和我是研究會的核心，我還當了三個月的勞工部長（也叫工會部長）。1920年下半年，陳獨秀應邀去廣州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相當于教育廳長）。

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由我和李漢俊負責，我做代理書記。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活動，主要是組織工會、編刊物和辦學校。最先組織的是紡織工會、郵電工會和印刷工會。印刷工人有點文化，所以要先把他們組織起來，這同我們在印刷方面的需要也有關系。參加工會的大部分是年紀大的工人，也有青年工人。我們在租界里，流氓常來搗亂。我們就讓一位青年打進工部局，一有動靜我們就知道，便于對付流氓。由于工人的文化程度低，我們組織工會不大用文字宣傳品，主要口頭宣傳，辦了很多業余學校，把政治性的內容結合到教學中去。工人刊物有《勞動界》，我給它寫過文章。還出過《共產黨》月刊，起初我參加過這方面的工作，后來轉到文化教育方面去了，具體情況已記不起。我們把原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遷來上海，還通過邵力子把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拉過來。我們還辦了學校，如外國語學校，它實際上是C.Y.（共產主義青年團）機關，地點在明德里。劉少奇、柯慶施可能是那里畢業的。李達住在我們辦的平民女校里，這個女校收容逃出來的女孩子，丁玲曾經是平民女校的學生。除了陳獨秀以外，我們都教書，白天在普通學校，晚上在業余學校。

活動一搞起來，謠言就來了，說我們拿盧布。我們的錢怎樣來的？李漢俊、沈雁冰、李達和我都搞翻譯，一夜之間可譯萬把字，稿子賣給商務印書館，沈雁冰那時在該館工作。李漢俊譯得最快，但文字并不好。每千字四五元，大家動手，可以搞到不少錢。在研究會成立之初，商務印書館就有人私下來說，你們要錢，可以幫助。我們不要，而是賣稿。

《新青年》原來由陳獨秀主編，他去廣州后就叫我主編。李漢俊、沈雁冰、李達也參加。我原住在邵力子家里（即三益里，在法租界），這時就搬到陳獨秀家里（即漁陽里，也在法租界）去了。《新青年》在樓上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樓下開會。我同李漢俊、沈雁冰等天天碰頭，研究有關問題。《新青年》既然已經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刊物了，為什么內容還是那樣龐雜，為什么還刊登不同思想傾向的文章？這是因為《新青年》原有的作者隊伍本來就是龐雜的，要照顧他們，來稿照用。改組后，我們的做法不是內容完全改，不是把舊的都排出去，而是把新的放進來，把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放進來，先打出馬克思主義的旗幟。這樣，原來寫稿的人也可以跟過來，色彩也不被人家注意。我們搞點翻譯文章，開辟《俄羅斯研究》專欄，就是帶有樹旗幟的作用。但是，胡適反對《新青年》的這個變化，反對遷到上海。他同我們打筆墨官司，寫過一個明信片給我，說他不是反對我，而是反對以《新青年》為赤化工具。有一次胡適來上海，鄭振鐸請客，胡適坐在我旁邊，鄭振鐸為我作介紹。胡適說：“認識認識。”不打不相識，其實我原來并不認識他。

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也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常常利用它來進行游擊性的戰斗。《民國日報》是葉楚傖負責，社論主要由他執筆。副刊《覺悟》則是邵力子負責，邵力子忙不過來時，我就去幫助編輯。邵、葉二人觀點不一致，葉楚傖為《覺悟》寫稿，邵力子有時不登。《覺悟》有時還發表文章轉彎抹角地批駁《民國日報》的社論。《民國日報》的正張人家不大看，都要看副刊，報紙靠副刊來吸引群眾，維持它的影響。《民國日報》很窮，沒有專電，就“偷”人家的。邵力子的記憶力強，他到別的報館（如《新聞報》）去找人聊天，聽到一些東西，看到電稿，就記在心里，回來擬成本報專電發表。《民國日報》同《時事新報》對立。《時事新報》錢多，稿費高。《民國日報》沒有稿費，靠革命熱情。很多青年不分晝夜編寫，沒有個人打算。《時事新報》辦一個什么專刊，我們也辦一個，與之對壘。《民國日報》最多辦過七個副刊。《時事新報》有許多女士寫的文章，《覺悟》上也就出現許多女士的作品（其實有些是冒充的）。《時事新報》還用裝著講學問的手法來反對我們，他們同胡適打成一片。我們以《覺悟》為陣地，同他們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文化界不歡迎胡適，杜威還講所謂民主，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有影響，受他影響最大的是大學，其次是中學。《時事新報》出面反對我們的是張東蓀、陳布雷。租界巡捕房也罵我們，常常找編輯去談話，我們都不去，總是推邵力子去。《覺悟》還收到很多讀者來信，主要是中學以上學生寫來的，提出青年問題、教育改革問題，等等。對于青年學生提出的改革要求和罷課行動，我們是堅決支持的。《覺悟》起先附在報上，以后印成單張，獨立發行，可以零賣，每期印幾萬份。《覺悟》上面當然也有不少錯話，但總的方向是對的。

我們還有些稿子插到其他報刊中去，例如國民黨辦的一些報刊。國民黨辦的《建設》月刊，同我們沒有關系，但我們也給它寫稿。

除了上述活動以外，我們還在群眾中搞了宣傳鼓動工作。1921年新年，陳獨秀建議我們到外面去拜年。賀年片上一面寫“恭賀新禧”，另一面寫共產主義口號。我們一共七八個人，全都去，分兩路，我這一路去“大世界”和南市。兩路都是沿途每家送一張賀年片。沈雁冰、李漢俊、李達等都參加了。人們一看到賀年片就驚呼：“不得了，共產主義到上海來了。”

總的說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初，人們對于新與舊的看法，有過一種情況：凡是中國所沒有的都叫作新，都是好的；凡是中國有的都叫作舊，都是不好的。什么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都搬來了。胡適更主張“全盤西化”。那時，被認為舊的，都反對，如反對中醫、中藥和京劇。到馬克思主義傳播開來以后，才逐漸認識到對新與舊要作具體的、科學的分析。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有：陳獨秀、沈雁冰、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楊明齋、邵力子、沈玄廬等人，施存統不在上海。戴季陶最初來過幾次，以后不來了。有蘇俄人來接頭，我們開過會。那個時候，陳獨秀表現得很有勇氣，膽大、能吃苦、沒有架子，也能身體力行，但主觀主義，理論不強。我同陳獨秀意見不合，做法有距離。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準備開一大時，我聲明不參加黨，但嚴守一切機密，我從事文化教育工作去了。以后我參加過上海大學和中華藝術大學的工作。這兩所大學，是在黨領導下辦的，也都有保護色。起先我不愿去上海大學，陳獨秀寫了一張小紙條給我，要我去工作，說教師全力支持，署名“知名”。上海大學有三個系：中文、外文、社會。在中文系，“左”的、右的（有西山會議派）各一半，沈雁冰、鄭振鐸教過書。外文系完全洋腔。社會系教馬克思主義，系主任初為瞿秋白，后為施存統，教員大都是中共在上海的領導成員和理論家。色彩淡的公開當教員，色彩濃的以講演方式出現。李季曾經和施存統爭做社會系的主任。李季懂德文，能譯馬克思的原著，讀書不錯，但有書呆子氣，開口閉口說“50萬字的馬克思傳”，后來成了托派，解放后作過交代。沈志遠是上海大學中學部教員，教英文，是沈玄廬的侄子。在上海大學時，我們一邊學（學馬克思主義），一邊做（教書），碰到問題就翻書。我在上海大學擔任過教務長、中文系主任。學生常在上海大學集會，參加運動。后來曾被反動當局查抄，我們頭一天就知道消息，早有準備，裝作不知道，他們是晚上來的。中華藝術大學的文學系是黨辦的，圖畫系的面貌則不同。

【*在陳望道的談話中，“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共產黨”（有時簡稱為“黨”）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都是指同一組織，“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對外公開的名稱，“共產黨”是對內的稱呼，“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則是后來的名稱。但是陳望道也曾說，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之前，先有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可見二者又不完全是同一組織。它們之間的關系究竟如何，尚待進一步查證。）】

本文選自國家出版基金項目“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編譯口述史”第一卷《播撒火種的偉大先驅》。

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第一版

思想文化的擺渡者，在東西方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