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華僑華人為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做出巨大貢獻

歐洲華僑華人支援祖國的抗日救國運動曾經得到歐洲人民的大力支持，而歐洲華僑華人也支援了歐洲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他們不僅曾經南下西班牙，參加到全球國際主義仁人志士共同組建的反法西斯國際縱隊中浴血奮戰，而且在歐洲大陸淪陷之后，仍有一些歐洲華僑勇敢地加入到當地人民的斗爭行列，冒著生命危險，繼續從事反法西斯斗爭。廈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華僑華人研究專家李明歡編著的《歐洲華僑華人史》就搜集記錄了歐洲華僑華人參加歐洲反法西斯戰爭的史實。

1942年5月，一些華人海員站在利物浦的一間華人青年旅社外（圖片來源于《衛報》）

歐洲華僑參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

西班牙內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前奏。1936年2月，西班牙共和國進行國會選舉，由共產黨、社會黨、全國總工會和資產階級共和派聯合組成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獲勝，組成聯合政府。7月，獨裁者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軍隊的直接參與下，發動了反對共和政府的叛亂。法西斯集團的罪惡行徑，遭到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一致譴責。在共產國際的號召下，蘇聯、意大利、美國、加拿大等50多個國家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組成了“國際縱隊”，于1936年10月正式赴西班牙參戰，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留下了特殊的充滿國際主義激情的輝煌篇章。而在這支充滿國際主義精神的國際縱隊中，就活躍著數十位中國戰士的身影。因為巴黎是主要的招募中心，因此法國的華僑參加的最多。

就在國際縱隊10月15日，為深入戰地總結西班牙人民陣線運動經驗，同時也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蠻行徑，剛剛在巴黎成立的全歐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組織了“赴西參觀團”，正在法國的楊虎城將軍也是該團成員之一。該代表團在西班牙兩周，先后訪問了瓦倫西亞（Valencia）、馬德里和巴塞羅那的“西班牙人民陣線”組織。1937年5月15日，毛澤東在延安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和中華蘇維埃政府致信西班牙人民，對西班牙人民在保衛首都馬德里及在北方和南方前線上的勝利表示祝賀，并指出：“你們的勝利，將要直接幫助我們反對日本法西斯蒂的斗爭。你們所努力的事業，也就是我們所努力的事業。”

由于當時中國自身也面對日本法西斯的入侵，因此，遠赴西班牙參與抗戰的中國戰士主要是當時已經旅居歐洲、北美的華僑華人。這些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們加入到國際縱隊下屬的各個不同團隊，有直接拿起武器戰斗在槍林彈雨中的步兵、炮兵、坦克兵，有在后方參與軍需補給的運輸兵，也有擔任戰場救護的醫護工作者。1938年，一位中國海員從上海經馬賽輾轉為西班牙前線的中國支隊帶去一面足有一人高的錦旗，旗上用中英文雙語寫著：“國際縱隊中國支隊：中西人民聯合起來！打倒人類公敵——法西斯蒂！”，落款是“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同贈”。

曾經在國際縱隊反坦克炮兵團擔任政治委員的謝唯進是一位旅居歐洲近20年的優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1919年，謝唯進作為上海第五批赴法勤工儉學隊伍中一名青年學生，漂洋過海到了法國。次年轉道英國，入學約克哈羅格特學校。1923年春，謝唯進完成了在英國的高中學業，受德國高漲的工人運動吸引，離開英國前往德國，注冊哥廷根大學。在那里，謝唯進與朱德等中國留學生一起成為該校中國左翼留學生讀書會的積極分子。1925年，謝唯進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轉入旅歐中國共產黨，并參與籌備“國際反帝聯盟”。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任，謝唯進在1930年至1932年期間擔任了中國共產黨駐歐洲雜志《中國工農通訊》的特派員。1936年“中國人民陣線”在巴黎成立，謝唯進擔任執行委員會委員。西班牙內戰爆發后，謝唯進化名“林濟時”，奔赴西班牙反法西斯前線。他在寫給西班牙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中強調：“我不是來西班牙作短期的逗留，我是來前線，盡我的全力作一名戰士來戰斗的。”1937年6月，謝唯進得到國際縱隊軍人證，拿起槍桿，奔赴前線，投入與佛朗哥反革命武裝及德意法西斯的殊死戰斗。1939西班牙共和國被顛覆，國際縱隊被遣散，謝唯進與戰友們被拘禁在法國地中海集中營，歷盡磨難。但是，這一切并未動搖他的革命意志。在集中營里，謝唯進編輯《中國抗戰情報》，向戰友們介紹中國的抗戰進程。1940年3月，由于國際友好人士的援助，謝唯進獲釋走出了集中營。謝唯進獲得自由后，輾轉回到闊別21年的祖國，投身到當時如火如荼的抗日戰爭之中，由此結束了長達21年在歐洲的僑居生涯。

國際縱隊中的華人。

在留下有限記載的關于13位西班牙國際縱隊的中國戰士中，張瑞書、劉景田、楊春榮、李豐寧、閻家治、劉華封等人都是留居法國的原一戰華工。其中，張瑞書、劉景田、楊春榮是法國雷諾汽車廠工人，李豐寧在里昂當電工，閻家治則自報是“巴黎按摩師”。張瑞書、劉景田和閻家治都是法國共產黨黨員。西班牙內戰爆發時，他們都已40多歲了，但卻毅然響應法國共產黨的號召，南下西班牙，沖上了反法西斯的前線戰場。張瑞書和劉景田被分配在衛生隊擔任擔架員，他們很快就以吃苦耐勞而聞名，國際縱隊第14旅的《聯隊》雜志第六期曾專門登載文章介紹這兩位英勇的擔架員：“國際縱隊有多少同志的性命是他們救的？有多少人是由他們在機關槍子彈下背出火線的？沒有人知道確實的數目，但是，傷員和戰士都知道，他們勇敢無畏。”劉景田在戰場上頭戴鋼盔、右肩上扛著傷員奔向救護車的照片還登上了西班牙國際縱隊的畫冊和西班牙報紙《紅色陣線》。19年后，劉景田戰場救人的照片再次登上東德的報紙，同時附言：“贊許國際團結：男護士劉，中國志愿軍，為西班牙的自由而戰斗，他是勇敢助人的典范。”

中國志愿者張瑞書登上了西班牙雜志《Estampa》的封面。

張樹生和張長官在參戰前是旅居西班牙本地的華僑，張樹生的登記資料上注明來自青田，張長官則注明是巴塞羅那小販，他們也都拿起武器和西班牙友人一起投入到反法西斯戰爭當中。西班牙共產黨的領導人曾對張樹生高度評價：“他是一個好士兵。他一直表現有紀律，而且圓滿達成他的任務。是一位優秀的反法西斯者。”

在國際縱隊的中國志愿軍戰士中，還有來自美國的華僑張紀和陳文饒，張紀是長沙人，1918年赴美留學獲得礦冶學位后，在美國任職礦業工程師十多年。陳文饒是廣東臺山人，30年代初移民美國，在唐人街打工謀生。他們兩人都在美國加入了共產黨。當西班牙內戰爆發后，他們受正義感召而遠赴西班牙投入反法西斯戰爭。

國際縱隊中的華裔醫生畢道文則來自當時的荷屬東印度。畢道文出生于爪哇島一個家道殷實的華商家庭，大概在20年代末進入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就讀醫科。在荷蘭就學期間，畢道文積極投入爭取印尼獨立的運動，成長為一名具有革命理想的進步青年。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爆發后，畢道文決定身體力行，去西班牙實踐他的理想。1937年3月，畢道文離開荷蘭前往法國，先在“支援西班牙”共產黨組織部工作，不久即南下西班牙。9月，畢道文抵達西班牙國際縱隊總部，立刻被派往前線擔任戰地醫生。西班牙馬德里軍事歷史館的檔案中記載了畢道文所在醫院領導對他的高度評價：“一位服務熱忱、能干優秀的專業人才”。西班牙共和國被顛覆后，畢道文和謝唯進等人一起被拘禁在法國集中營，于1940年3月與謝唯進等人一起，在國際友好人士的援助下獲釋離開集中營。畢道文獲得自由后，即結束了僑居歐洲十多年的求學與斗爭生涯，懷揣革命理想，奔赴延安。在延安，畢道文擔任中央醫院內科主任，曾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治病。上世紀50年代，當印尼共產黨艾地主席與當時執政的蘇加諾總統攜手合作時，畢道文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印尼。他辭去印尼政府為他安排的高官厚祿，執意下到邊遠農村，擔任一名麻風病的醫生，為救治貧苦的印尼人民奉獻了他的余生。

1938年中共中央托人從延安給國際縱隊中的中國志愿者的錦旗。

與法國人民并肩反抗德國占領軍

當德意法西斯將戰火燃燒到歐洲大陸后，法國華僑有400多人主動參加到法國人民戰時服務的行列 。在法國不幸淪陷之后，一些華僑仍然勇敢地與當地人民一起為反法西斯而戰。旅法老華僑周亭和錢直向就是其中的兩位代表。

周亭是浙江省文成縣人，1934年躲在從上海出發的一艘遠洋貨輪的底倉，歷經半個多月的漂泊，到了意大利。此后，為了謀生，他又于1936年到了法國巴黎，當過一段時間泥瓦匠，后來又當街頭小販。法國淪入德國法西斯統治之后，周亭學著其他同鄉的樣子，也在家中開起了一家小皮革作坊，自制自賣皮帶和皮革小錢包等。周亭近鄰住著法國的反法西斯戰士，周亭敬佩他們，與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漸漸地，周亭的家也成了反法西斯組織的交通站，時有過路的反法西斯戰士在他家中留宿，他本人也曾多次為反法西斯組織遞送情報。為了掩人耳目，周亭與時常前來聯絡的法國女交通員日依尼也特裝扮成一對正在熱戀中的情侶。1944年，周亭發現，自己的小作坊開始引起了德國占領軍的注意，住處四周常有形跡可疑的人在那轉悠，法國朋友也告訴他，敵人已在其住處周圍布下了暗哨。一天，德軍以德國法西斯駐巴黎廣播電臺的頭號人物被暗殺為借口，進行全城大搜捕。一聽到這個消息，周亭立即趕去給反法西斯的法國朋友報信，他不顧個人安危，仍按原先約定的時間、地點去等候女交通員日依尼也特，并告訴她形勢有變，不要再到他的住處去，以防意外。可是，日依尼也特為了不連累周亭，執意同周亭一起到了他的住處，迅速銷毀了她收藏在那里的文件，并取走了存放在那里的手槍和手榴彈。日依尼也特剛離開沒多久，德國兵士就沖進周亭的住處大肆搜查，他們翻箱倒柜，查遍了所有角落，也沒能找到什么可以栽贓于周亭的東西，只得怏怏離去。可是，一個月后，德國鬼子又發動了一次大搜捕，這次，他們不由分說就將周亭戴上手銬，押上刑車。法西斯分子企圖從周亭嘴里了解反法西斯人員的行蹤，但遭到周亭的嚴詞拒絕。連續十多天的嚴刑逼供，周亭遍體鱗傷，肋骨也被打斷了，但他始終不吐一詞，只承認自己是個來自中國的皮革小商人，什么都不知道。德國占領軍得不到周亭的口供，就把他押送到一個集中營監禁起來。幾個月鐵窗下的非人生活，周亭的體重減輕了七公斤。可幸的是，當周亭在牢獄中度過第七個月時，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了！周亭終于活到了勝利的日子。當年共同從事反法西斯斗爭的法國朋友們沒有忘記他們的中國朋友，他們穿著軍裝，特地到周亭的住處看望他，一個個與他熱情擁抱，為他們歷盡坎坷，終于共同迎來了最后的勝利而歡呼！法國政府為表彰周亭的功績，曾發給他特別生活津貼，并向他分發了獎狀。

另一位法國華僑錢直向也曾在大戰期間幫助過法國的反法西斯戰士。錢直向1936年來法，曾擔任旅法勤工儉學發起人李石曾的秘書，后長期旅居法國。1940年法國淪陷后，當時法國的社會黨、激進黨、共產黨等組織了旨在抗擊德國法西斯的“民族陣線”。由于德軍的殘暴鎮壓，民族陣線的活動處于秘密狀態，有限的活動經費靠抗德人士捐贈，財政上十分困難。為了堅持長期抗德，民族陣線決定將部分捐款存入瑞士銀行，以備日后急需。民族陣線的秘書長找到錢直向、李石曾兩位同情抗德運動的中國朋友，請他們設法將錢送入瑞士。錢直向將一批金條、美元裝在一只皮箱里，乘火車上路。車抵瑞士，一出火車站，就看到德軍正在一個個地搜查旅客行李，怎么辦？如果被搜出錢款，不僅民族陣線來之不易的錢款將遭受損失，自己也有生命危險。在進退兩難的情況下，錢直向心里一橫：我不是中國的外交官嗎？我身上不是還帶著外交官護照嗎？何不理直氣壯地出站呢？想到此，錢直向拿出護照，向德軍晃了一下，竟順利地通過了。他趕緊去了瑞士銀行，將錢款如數存入，為法國的抗德朋友們保存了一筆可貴的資產。德軍占領法國后，在里昂市附近的維希（Vichy）扶植了貝當傀儡政府，原法國下議院議長、著名的抗德戰士艾里歐（Herriot）被德軍軟禁在維希，行動失去自由。一天，錢直向和另一位中國留學生劉先緯到了維希，他們冒著被德軍抓住殺頭的危險，進入艾里歐的住處，去探望這位與外界失去聯系的抗德戰士。在寂寞、苦悶中度日的艾里歐看到兩個中國青年來看望他，既驚訝又興奮，雙方熱情交談了一個多小時。錢直向和劉先緯臨走時，艾里歐將給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一封親筆信取出，請兩位中國青年設法代為轉交。當時，門外有德軍暗探盯梢，如何才能將信安全帶出？商量再三，錢直向果斷地決定將隨身帶來的手提包的夾層割開，將信藏在里邊，爾后再將提包縫好。出門時，兩人若無其事，大大方方，德軍看守隨意看了一下就放行了。兩人離開維希后，為了完成艾里歐的委托，立刻作了分工，劉先緯前往美國并與有關當局取得了聯系，錢直向則設法找到當時的法國抗德武裝反映情況。美法盟軍經過研究后，決定武裝營救艾里歐，并著手制定營救計劃。不過，未等計劃籌措完畢，盟軍已開始全面反攻，艾里歐被德軍押往德國本土，直到反法西斯戰爭獲得全面勝利后，艾里歐才重新獲得自由。

戰后不久，艾里歐在法國新政府重新當選為下議院議長。雖然兩位中國青年的營救活動實際上并沒有直接奏效，但艾里歐卻沒有忘記自己身陷危難時中國朋友見義勇為之精神。當艾里歐慶祝80壽辰時，曾邀請法國政界、軍界、商界要人參加壽宴，錢直向也接到了邀請。當艾里歐在祝壽的人群中看到錢直向時，立刻拉著錢的手，大聲地向全場嘉賓說道：“我被貝當政府軟禁時，只有中國人來看我，就是這位錢先生！”全體貴賓報以熱烈的掌聲。

錢直向和孫輩。

比利時的“和平天使”

比利時華僑錢秀玲女士，也因二戰期間挺身而出，援救比利時抵抗戰士，而被譽為比利時人民的“和平天使”。

年輕時的錢秀玲的照片。

錢秀玲是江蘇宜興人，1929年隨兄長赴比利時，考入魯汶大學化學系，三年后以優異成績畢業，并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后，錢秀玲放棄了回國的打算，與具有俄羅斯和希臘兩種血統的醫生葛利夏結婚，移居比利時小鎮艾海德蒙，在丈夫的診所當護士。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德軍占領了比利時。當時德軍駐比利時及法國北部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馮爾肯豪森將軍曾在中國擔任軍事顧問，為人正直，而且恰巧是錢秀玲堂兄錢卓倫的密友。錢卓倫曾請馮爾肯豪森將軍關照錢秀玲。

艾海德蒙鎮上的青年羅杰參加了反法西斯的抵抗運動，一天，羅杰因為埋地雷炸毀德軍軍列通過的鐵路而被捕，并被判處絞刑。錢秀玲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為了挽救羅杰的生命，錢秀玲不顧個人安危，從小鎮趕到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懇求馮爾肯豪森將軍從人道主義出發，赦免羅杰的死刑。馮爾肯豪森將軍被打動了，幾天后，他下達了特赦令，釋放了羅杰。

1944年6月7日，位于錢秀玲居住小鎮附近的艾克斯尼市，比利時地下抵抗組織殺死了三個德國蓋世太保。德軍瘋狂報復，逮捕了艾克斯尼市96名青年男子為人質，要求該市居民在一天內交出兇手，否則就采取抓鬮的方式，每批處死15人。危急關頭，錢秀玲不顧自己懷著身孕，行動不便，再度趕往布魯塞爾，向馮爾肯豪森將軍請求特赦。因事關重大，且馮爾肯豪森將軍本人也即將被革職，因此難以應承。但錢秀玲反復強調：“我不能眼看他們死去。道義不允許，良心不容許。”馮爾肯豪森將軍被打動了，他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在第三天將遭逮捕的96人減刑，改押送德國。大約半年后，他們陸續返回家鄉。

二戰結束后，馮爾肯豪森將軍被引渡到比利時，作為德國戰犯接受審判。錢秀玲與她救助過的數十人一起出庭作證，使馮爾肯豪森將軍免于死罪。

為了表彰錢秀玲在二戰期間為拯救普通比利時民眾而做出的特殊貢獻，比利時政府在戰后專門向錢秀玲頒發了“國家銀質感謝勛章”，比利時國王與王后向錢秀玲贈送親手簽名照一幀。而且，艾克斯尼市的市民們為了銘記這位巾幗英雄，特地將市中心的一條大道命名為“錢秀玲路”。

比利時的錢秀玲路。

歐洲華人船員與反法西斯戰爭

在二次大戰中，還有數以萬計在盟軍的商船、軍艦上工作的華人船員，冒著德軍空中飛機轟炸、水下潛艇攻擊的危險，穿行于大洋之間，為盟軍運送物資、彈藥、兵員，甚至直接參加對敵作戰，有的船員因所服務的船只被德國炸沉而不幸被俘，受盡磨難。1946年2月，中國記者蕭乾曾訪問位于瑞士的國際紅十字會總部，在登記室的卡片中，他看到了關于“華籍俘虜”的材料，他們“大抵是由英、美沉船上抓走的海員。換言之，是歐洲戰場的參加者。” 華人船員們為反法西斯戰爭流血流汗，甚至英勇犧牲，為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華人海員幫助英軍運送軍火（圖片來源于《衛報》）

歐洲大陸淪陷之后，英國成為盟軍抗擊德意法西斯的指揮中心所在。英倫三島本身資源短缺，穿越大西洋的海上運輸成為大戰期間英國堅持抗戰的生命線。由于德軍空中飛機轟炸，海底潛艇攻擊，海上運輸十分危險，沒有多少歐洲海員愿意冒著生命危險出海遠航，因此，英國遠洋公司以相當于戰前華人海員三倍的“高工資”為誘餌，從中國招募了大批海員到英國利物浦港集結待命，總數多達兩萬人。 顯然，華人海員已成為盟軍海上運輸的重要生力軍。由于大批華人船員的到來，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后已逐漸衰落的利物浦唐人街，在二次大戰后期再度興盛起來。

英國所需原油歷來大量靠進口，戰爭期間原油需求劇增，可是，由于油輪一旦中彈就會引起大火甚至爆炸，在穿越大西洋的油輪上工作危險性最大，故而也就被當時的船員稱為“死亡之旅”。大戰期間，許多華人船員就在穿越于大西洋的油輪上工作。據不完全統計，整個大戰期間，華人海員因擔任盟國海上運輸而不幸遇難者，多達7000以上。

雖然戰時華人海員要冒著生命危險遠航，付出巨大犧牲，但是仍然受到了歧視和不公正待遇。經過長期斗爭以及戰爭形勢的發展。直到1942年夏天，中、蘇、美、英等26個國家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公布了《同盟國宣言》，規定各簽字國政府保證用自己全部的經濟、軍事力量相互支援，共同對法西斯作戰后，美英等方面才被迫采取善待華人的政策。華人海員的待遇得到改善后，更提高了華人海員工作的積極性，尤其在大戰的后期，有些在盟軍戰艦上工作的華人船員，不僅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在關鍵時刻，還挺身而出，充當艦上官兵的后援，贏得了英方有關當局的高度贊譽。英國戰時運輸部在一份報告中寫道：華人海員守紀律，責任心強，雖然知識水準較低，但他們有強烈的國家觀念，生活適應能力也較強。而且，當敵人飛機空襲當頭之際，華人海員不是拋棄本職工作畏縮一隅，而是勇敢地協助船上的炮兵射擊敵機。該報告對華人海員在大戰中的表現給與了高度評價。在眾多參戰的華人海員中，齊瑞、國泰、葉模揚、劉阿玉等四人因勇敢稱職，功勞卓著，還獲得了英王頒布的特別獎狀。

歐洲華人海員以自己不怕犧牲、英勇無畏的精神，贏得了歐洲同行的贊譽，他們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勝利做出的貢獻，功不可沒。

（歐洲時報記者黃冠杰報道）

編輯：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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