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懸疑劇如何煥新敘事？

近期的國產懸疑劇市場呈現出新的氣象，《利劍·玫瑰》憑借“打拐”這一稀缺題材成功破局，其真實案件基底與人文關懷引發廣泛關注；《朱雀堂》則以民國時空為舞臺，通過“陌生化”手法重構懸疑敘事，同樣收獲好評。在觀眾審美閾值持續提高、題材同質化日趨嚴重的當下，如何讓創新突破表層形式，觸及類型敘事的深層邏輯，成為懸疑劇創作者必須直面的關鍵命題。

敘事時空賦能：用陌生場景激活懸疑基因

俄國形式主義評論家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作為手法的藝術》中提出的“陌生化”理論，其核心在于通過“使熟悉之物變得陌生”來打破受眾的慣常感知。在懸疑劇競爭激烈的當下，創作者通過創新敘事時空，為觀眾帶來了全新的觀劇體驗。這些劇集不再局限于常見的現代都市背景，而是大膽地將故事放置于特定的歷史時期與地域環境之中。

《朱雀堂》正是巧妙運用了這一手法，將故事置于獨特的民國時空背景之中。該劇并非僅以民國作為獵奇的布景，而是深度挖掘了其作為新舊思想激烈碰撞、社會秩序動蕩不安的特定歷史場域所蘊含的敘事潛力。

劇集開篇便以1929年上海灘的壁櫥雙尸案吸引觀眾眼球。上海租界的探長唐震云與留學歸國的法醫夏漠在調查過程中，意外發現一系列女性被殺案。這些案件中的受害者呈現出殉葬特征，這一設計源于民間傳說中“尸解成仙的火解儀式”。這種處理，一方面貼合了民國時期民間信仰與科學理性并存的社會現實，另一方面通過對這些根植于本土文化的符號進行“陌生化”呈現，成功打破了觀眾對傳統民俗的慣常認知，強化了懸疑氛圍的驚悚感與文化厚度，為敘事注入了新的活力。

與此同時，懸疑劇也進一步挖掘獨特地域空間及其蘊含的深層文化特質，將其轉化為推動劇情發展的核心動力與鮮明風格標識。

《沙塵暴》將故事設定在西北戈壁，漫天黃沙的自然環境不僅營造出雄渾蒼涼的視覺氛圍，更在劇情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故事從一樁八年前的焚尸舊案重查講起，在調查過程中，沙塵暴這一自然現象物理性地掩蓋了犯罪證據、阻礙了調查進程，同時隱喻著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迷失與掙扎。劇中對西北民俗的展現，如當地居民的生存方式、價值觀念等，使人物形象更加立體豐滿。例如，寡婦程春為了“走出去”，將學習好的劉大志當作救命稻草，卻最終賠了學費又丟了性命；劉盈盈因父親重男輕女的觀念和扭曲的養育恩情所迫，舍身入局掩蓋弟弟劉大志的罪行。這些人物的命運與地域文化緊密相連，解釋了案件發生的深層動因。

《黃雀》則以千禧年的荔城火車站為背景，充分利用火車站作為“流動社會縮影”的特性。開篇的火車盜竊案中，扒手通過制造“性騷擾”假象吸引乘客注意，另一人趁機用刀片割包、魚線串聯行李架制造混亂進行偷盜。這里匯聚了反扒民警、職業扒手、南來北往的旅客等多元群體。嘈雜擁擠的環境、方言的混用、地域化的生活細節，增強了故事的真實感。這座人員流動頻繁、社會成分復雜的交通樞紐，成為一個充滿戲劇張力的微型社會熔爐。

懸疑劇中的時空重構，關鍵在于將懸疑敘事嵌入特定的歷史背景、地域景觀與民俗氛圍之中，讓場景不僅成為情節推進的空間載體，更承載深厚的文化價值與社會意義。當案件根植于具有時代特征的社會土壤，當人物的命運與地域特質形成呼應，懸疑劇便突破了單純的解謎游戲，展現出更復雜的人文厚度和敘事深度。

精煉敘事節奏：以短劇密度釋放懸疑張力

近年來，在政策引導和市場需求的雙重作用下，懸疑劇在體量上逐漸向短劇靠攏。《沉默的真相》《漫長的季節》等現象級作品憑借12集左右的精煉體量，將故事焦點緊緊鎖定在核心案件與人物命運上，以緊湊的節奏和密集的信息量牢牢吸引觀眾。

《朱雀堂》作為單集時長15分鐘左右的單元劇，嚴格遵循“短劇節奏、長劇質感”的創作理念。劇集采用“單元案+主線”的復合結構，開篇四集便連續拋出兩起命案。如開篇的壁櫥雙尸案以及后續的斷手案，讓觀眾仿佛置身于緊張刺激的解謎游戲中，迫不及待地想要揭開案件真相。每個單元案件都有其獨特的懸念和情節發展，同時又都指向上海灘權貴陰謀的主線，構建出一個龐大而細膩的敘事網絡。

然而，《朱雀堂》在節奏把控上并非一味求快，在適當的時候也會放緩節奏，進行人物情感的鋪墊和劇情的深入挖掘。例如，通過法醫夏漠總與亡妻“對話”的行為，不僅建立了人物間的情感關聯，也為劇情增添了一抹溫情與深度，讓觀眾在緊張的探案過程中，能夠更好地理解角色的行為動機和內心世界，使整個故事更加富有層次感。

對于懸疑類型而言，短劇的體量能避免因篇幅過長導致的線索分散，讓劇情始終圍繞核心案件展開。這種以效率為導向的節奏設計，不僅提升了觀眾的觀劇體驗，更讓懸疑劇在有限的篇幅內實現了“短而精、快而深”的雙重目標。

警惕套路固化：突破慣性才能重燃敘事活力

雖然上述懸疑劇為市場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但整體來看當前國產懸疑劇在敘事上仍存在一定的套路化問題，如遵循固定的破案框架、濫用特定動機解釋等，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懸疑的未知感和魅力。

自《漫長的季節》成功之后，很多懸疑劇開始走年代思路，在劇情設置、人物塑造和敘事手法上都極為相似，都是以小人物的命運為線索，展現時代變遷下的犯罪與破案故事。這種模式雖然能夠借助時代背景增加故事的厚重感和真實感，但缺乏獨特的創意和個性，讓觀眾產生審美疲勞。

更為普遍的是，大量懸疑劇遵循著“發現離奇案件—警方介入調查—抽絲剝繭鎖定嫌疑人—最后反轉揭示真兇”的基本框架。盡管主角的身份或背景設定有所變化，但核心的“破案驅動”模式并未發生根本性改變。觀眾在追劇過程中對“誰是真兇”的單一懸念逐漸麻木，對流程化的調查步驟也失去了新鮮感。懸疑類型的核心魅力在于突破預期的未知感，而這種套路化的敘事恰恰消解了這種未知，降低了劇集的吸引力。

與此同時，為了解釋反派動機，童年創傷、家庭悲劇、社會不公等成為懸疑劇的標配。這本身是挖掘人性深度的有效途徑，但當它被濫用且處理得過于表面化和標簽化時，就削弱了角色的復雜性。

《棋士》里的崔業便是如此，婚姻破裂、孩子重病、經濟崩潰的家庭困境，像沉重枷鎖壓垮了他的精神防線，最終成為他突破道德底線、卷入犯罪的直接動因。這種設定雖能快速解釋角色轉變，卻也讓人物動機陷入同質化的窠臼。

《黃雀》過于強調小偷的悲慘經歷，讓角色動機顯得單一且刻意，無法讓觀眾真正理解和共情角色的行為，反而讓劇情顯得俗套。

國產懸疑劇的敘事升級，從來不是形式層面的單點突破，而是對類型本質的重新認知。從《朱雀堂》對歷史時空的深耕，到《利劍·玫瑰》對社會現實議題的挖掘，優秀作品已然證明：懸疑的魅力不僅在于謎題的精巧，更在于其作為社會鏡像的洞察力。

未來的創作，需要創作者在深耕本土經驗的同時，保持對敘事可能性的警覺——既要避免將創新異化為新的套路，也要警惕為了突破而陷入形式主義的泥沼。唯有讓每一次敘事實驗都扎根于對人性與社會的深刻理解，國產懸疑劇才能在升級的道路上不斷開辟新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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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學樾

主編 | 彭侃

執行主編 | 劉翠翠

排版 | 于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