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紅軍會師后誰來指揮？賀龍力推一人，周恩來拍板支持

1936年10月，甘肅會寧的黃土高坡上，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歷經萬里長征，終于勝利會師。

這場史詩般的會合振奮了無數革命者的心，但在喜悅背后，一個關鍵問題悄然浮現：三大主力如何統一行動？誰能擔起指揮這支鐵血之師的重任？

周恩來一句發問點燃討論的火花，賀龍的堅定態度則揭開答案一角。

讓我們走進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探尋紅軍統一指揮背后的故事。

一、長征終點：三大主力的艱難會師

1936年10月，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與將臺堡勝利會師，標志著長征的結束。

這不僅是一次軍事上的匯合，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在極端困難下的重新凝聚。

三大主力紅軍在長征中，各自經歷了不同的指揮體系和戰略決策，作戰風格、組織結構乃至思想傾向均存在差異。

如何將這三支力量整合為一支統一的革命武裝，成為中共中央面臨的首要任務。

《紅軍長征史》中曾這樣描述：

“會師之時，紅軍雖同屬共產黨領導，但因長征中分散作戰，各部指揮體系尚未完全統一，亟需中央決策以整肅軍紀。”

三大主力紅軍雖在長征中兵力大幅縮減，但仍保留數萬精銳，戰斗力不容小覷，若不能實現統一指揮，紅軍將難以在未來的抗戰中發揮最大作用。

會師后的第一步，便是解決指揮權的歸屬問題，這一問題不僅關乎軍事部署，更關系到黨的領導核心和革命事業的未來走向。

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經歷了遵義會議的洗禮，確立了正確的戰略方向。

紅二方面軍在賀龍、任弼時的率領下，憑借靈活的游擊戰術和高度的組織性，成功應對了敵軍的圍追堵截。

紅四方面軍則在張國燾領導下，一度因另立中央導致分裂傾向。

會師后，如何消弭分歧和統一思想，成為考驗中央智慧的關鍵時刻。

此外，會師的背景也極為復雜。

紅軍在長征中歷經雪山草地和敵軍圍剿，此刻已經物資匱乏人員疲憊，各部之間的信任和協調需要時間重建。

中央必須在短時間內制定出既能穩定軍心，又能確保指揮效率的方案。

而且會師地甘肅地處西北，交通不便信息傳遞緩慢，這進一步增加了統一指揮的難度。

二、指揮權的爭議：張國燾的挑戰與中央的應對

在長征期間，張國燾因與中央意見不合，曾試圖另立中央，紅四方面軍的指揮一度游離于中央之外。

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合時，張國燾依仗兵力優勢，提出由自己擔任紅軍總司令，甚至對中央的領導地位提出質疑。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已逐步穩固，中央的權威不容動搖，但張國燾的分裂傾向仍對紅軍的團結構成威脅。

甚至在會師后，張國燾的野心也并未完全消退。

他試圖通過控制紅四方面軍，謀求更大的軍事指揮權，而中央對此早有準備。

193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朱德和張國燾，明確指出：

“一切行動必須服從中央決定。”

這封電文語氣堅定，表明中央對統一指揮的決心。

紅二方面軍的領導人賀龍和任弼時，則展現了對中央的堅決支持。

賀龍在紅二方面軍的作戰中，以靈活的游擊戰術和堅定的革命信念贏得了廣泛尊重。

他在會師后明確表示，紅軍必須統一在中央領導下，絕不容許任何分裂行為，這種態度不僅穩定了軍心，也為中央整合指揮權提供了重要支持。

為進一步消除分裂隱患，中央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例如通過政治教育和組織調整，逐步將紅四方面軍的干部和戰士融入統一的指揮體系。

中央還派遣政治工作者深入各部隊，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增強全軍的凝聚力，這些努力為后續的軍委改組奠定了基礎。

三、賀龍的力推：朱德成為總司令的不二人選

在紅軍會師后的指揮權討論中，周恩來提出關鍵問題：

“以后誰來統一指揮大軍？”

這一問題看似簡單，實則牽涉紅軍的整體命運，賀龍毫不猶豫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

“朱德是紅軍總司令的最佳人選。”

朱德自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便是紅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并肩作戰，積累了豐富的軍事經驗。

在長征中，朱德身先士卒，與戰士同甘共苦，贏得了廣泛的威望。《朱德傳》中曾這樣記載：

“朱德在長征中以其堅韌不拔之志，率部突破敵軍圍堵，其威望無人能及。”

無論是在紅一方面軍還是與其他部隊的協作中，朱德都展現了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對黨的忠誠。

賀龍的力挺并非偶然，他與朱德在革命戰爭中結下了深厚的戰友情誼，對朱德的軍事才能和人格魅力深信不疑。

賀龍在紅二方面軍的作戰中，多次以朱德的戰略思想為指導，成功應對敵軍的圍追堵截。

他深知，紅軍要想在未來的抗戰中發揮作用，必須由一位德高望重并且經驗豐富的領導人統一指揮，而朱德無疑是最佳人選。

同時朱德的領導風格也為他贏得了廣泛支持，他為人謙和，善于傾聽不同意見，同時在軍事決策上果斷而精準。

在長征中，他多次在關鍵時刻穩定軍心，例如在強渡大渡河時，他親自指揮部隊突破敵軍防線，展現了非凡的軍事才能。

此外，朱德對黨的忠誠和對革命事業的奉獻精神，使他在紅軍將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賀龍的支持還體現在他對紅二方面軍的整頓中，他在會師前夕便開始加強部隊的紀律性，確保紅二方面軍能夠迅速適應中央的統一指揮，這種主動配合為朱德的領導，提供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四、中央的決斷：軍委改組與指揮體系的統一

1936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對中革軍委進行改組，正式確立了新的領導架構：毛澤東任軍委主席，朱德繼續擔任紅軍總司令，周恩來任副主席，這一決定標志著紅軍指揮體系的最終統一。

改組后的中革軍委不僅明確了朱德的軍事指揮地位，也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核心地位。

周恩來作為副主席，負責協調軍事與政治工作，確保紅軍的行動與中央的戰略目標保持一致。

賀龍、任弼時等領導人也在軍委中擔任重要職務，為紅軍的統一作戰提供了堅實的組織保障。

這一指揮體系的建立，徹底消除了張國燾分裂傾向的影響，紅四方面軍在中央的感召下，逐步融入統一的指揮框架。

朱德以其穩健的領導風格和卓越的軍事才能，確保了紅軍在會師后的整合過程中保持了高度的戰斗力。

為確保指揮體系的有效運轉，中央還制定了一系列具體措施。

例如建立統一的通訊系統，以提高各部隊之間的協調效率；加強后勤保障，確保部隊在艱苦的西北環境中能夠維持戰斗力；通過政治工作，增強紅軍將士對中央領導的信任。

這些措施使紅軍的指揮體系更加完善，為未來的作戰任務奠定了基礎。

五、歷史意義：為抗戰奠定堅實基礎

紅軍會師后的指揮權統一，不僅解決了內部的分歧，也為即將到來的全民族抗日戰爭做好了準備。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抗戰全面展開。

統一后的紅軍迅速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朱德的指揮下，奔赴抗戰前線，發揮了重要作用。

賀龍等將領對中央的堅定支持，體現了紅軍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這種團結精神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在抗戰中不斷壯大的重要保障。

朱德作為總司令，以其卓越的軍事領導和無私的奉獻精神，帶領紅軍在抗戰中屢建奇功，為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紅軍指揮權的統一，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更是政治上的成功。

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成功實現了對革命武裝的集中領導，為后來的革命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參考資料：

1、劉伯承（1986）《紅軍長征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本書詳細記載了紅軍長征及會師后指揮體系的整合過程。）

2、楊奎松（1998）《朱德傳》 北京：人民出版社。（本書詳細記載了朱德在長征及紅軍統一指揮中的重要作用。）

觀點聲明：
本文基于歷史資料整理，旨在還原1936年紅軍會師后指揮權統一的歷史過程，以及賀龍、朱德等人在其中的關鍵貢獻。文中所有觀點為筆者整理分析，僅為個人觀點，不構成官方意見。歷史解讀因視角不同而異，歡迎大家閱讀本文后留言交流，提出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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