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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親侄子毛遠新仍健在,曾隨伯父生活十幾年,期間備受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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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月,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當局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九千余人遭到國民黨軍隊圍殲,軍長葉挺被扣押,副軍長項英犧牲。這場蓄謀已久的反共事件,讓原本就緊張的國共關系雪上加霜,國民黨反動派的氣焰也隨之囂張到了極點。

      就在"皖南事變"發生后的第二個月,也就是1941年2月14日,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的一個普通家庭里,傳來了嬰兒的啼哭聲。這個剛來到世上的男孩,就是毛遠新。誰也沒想到,這個在和平年代本應享受父母寵愛的孩子,從出生起就注定要經歷一段顛沛流離的苦難歲月。



      此時的新疆,早已不是外界想象中的"世外桃源"。作為連接中原與蘇聯的重要通道,這里原本是中國共產黨與盛世才政權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陣地。從1937年開始,中共中央就陸續派遣了大批干部來到新疆工作,毛澤民、陳潭秋、鄧發等同志先后抵達,他們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開展抗日宣傳,為新疆的穩定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但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盛世才的態度逐漸發生了轉變。這個曾經依靠蘇聯支持和中共幫助才站穩腳跟的新疆督辦,開始擔心共產黨在新疆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最終選擇與國民黨靠攏。

      1942年,新疆的政治風向徹底變了。盛世才以"另有任用"為由,將中共派駐新疆的領導人陳潭秋調往迪化關押,隨后又以"煽動暴動"的罪名,大規模逮捕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到這年9月,抓捕行動波及到了毛澤民一家。在第一波被捕的名單里,就有毛澤民、朱旦華和年僅一歲多的毛遠新。

      被捕后的毛澤民被單獨關進男牢,朱旦華則帶著小遠新被關在女牢。那時的毛遠新還只是個剛會喊"爸爸""媽媽"的幼兒,對監獄的殘酷幾乎沒有概念,只記得牢房里光線昏暗,空氣中總有一股潮濕發霉的味道。母親朱旦華把所有能找到的柔軟布料都墊在他身邊,用自己的體溫給他取暖,可即便如此,孩子還是經常因為缺衣少食而生病。

      最讓朱旦華揪心的,是根本見不到丈夫毛澤民。盛世才為了隔絕毛澤民與外界的聯系,不僅禁止任何探監行為,甚至對外宣稱毛澤民"病重",連最基本的消息都不讓透露。小遠新那時還不到兩歲,對父親最深的印象,大概就是牢房外那扇永遠緊閉的鐵門,還有母親每次提起"爸爸"時泛紅的眼眶。



      1943年9月27日深夜,盛世才派出特務,偷偷摸進監獄,將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等幾位共產黨領導人秘密殺害。這時候,小遠新剛滿兩周歲沒多久,就這樣永遠失去了自己的親生父親。據后來幸存的難友回憶,毛澤民犧牲時年僅47歲,他最后留下的話是"決不脫離黨,決不背叛革命"。

      失去了丈夫的朱旦華強忍悲痛,帶著年幼的遠新繼續在監獄里熬日子。那時的女牢關押著二十多名女共產黨員和家屬,大家擠在陰暗潮濕的牢房里,睡的是鋪著稻草的地鋪,吃的是摻了沙子的雜糧餅。為了不讓小遠新忘記父親,朱旦華常常在夜里抱著孩子,輕聲哼唱毛澤民生前教她的革命歌曲;為了讓孩子的身體能發育,她把自己本就不多的口糧省下來,熬成稀粥喂給遠新喝。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整整三年。直到1946年,轉機終于出現。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國內政治形勢發生變化,中國共產黨開始通過各種渠道營救在新疆被關押的同志。黨中央專門成立了營救小組,通過延安與重慶的聯絡渠道,向國民黨當局提出釋放要求;周恩來、鄧穎超等領導同志也多次與國民黨談判,強調"釋放新疆被捕人員是關系團結抗日的大事"。

      與此同時,時任國民黨西北行轅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張治中將軍,出于對國家民族負責的態度,也積極參與了營救行動。他多次向蔣介石進言,指出"新疆問題宜和平解決",并親自出面與盛世才交涉,要求釋放被關押人員。經過多方努力,到1946年7月,這批在新疆被關押了四年之久的共產黨員和家屬終于重獲自由。

      當朱旦華帶著毛遠新走出監獄大門時,外面陽光燦爛,孩子已經五歲多了。他穿著母親用舊衣服改制的褂子,怯生生地望著眼前這個陌生的世界。經過一個月的長途跋涉,他們終于回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那是個陽光明媚的午后,毛澤東主席站在窯洞前,遠遠地就看到了跑過來的小遠新。他蹲下身,一把將孩子抱在懷里,慈愛地摸著他的頭。這是毛遠新第一次見到自己的伯父,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來自親人的溫暖。

      這段苦難的經歷,雖然給毛遠新的人生蒙上了一層陰影,但也讓他從小就懂得了什么是堅韌,什么是信仰。

      自此毛遠新開始了與伯父毛澤東共同生活的歲月。在延安的日子是毛遠新最快樂的童年時光。他被送進了中央機關托兒所,和其他革命后代一起上課、做游戲。老師教他們唱《東方紅》,講紅軍長征的故事,毛遠新學得特別認真,每次背課文都能得表揚。

      1947年,國民黨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黨中央決定戰略轉移,托兒所的孩子們也跟著隊伍一路前行。那時候條件艱苦,有時候一天只能吃一頓飯,但毛遠新從來沒喊過苦,他以伯伯和戰士們為榜樣,覺得自己是男子漢也要堅強。

      到了河北平山的西柏坡,局勢稍微穩定下來。可朱旦華的工作越來越忙,她被派往江西南昌,參與新中國的建設工作。1949年夏天,經組織介紹,她和方志純同志結了婚。考慮到毛遠新的成長環境,朱旦華決定帶他一起去南昌。臨走前,毛澤東特意把毛遠新叫到身邊:"小豆豆要去南方了,要聽媽媽的話,好好學習。"毛遠新似懂非懂地點點頭,把伯伯的話牢牢記在心里。

      南昌的八一保育院,是專門為革命后代辦的學校。毛遠新在這里認識了許多新朋友,有紅軍的后代,也有烈士的孩子。他每天背著小書包去上學,學算術、念課文,還參加了兒童團,負責給大人們送信。雖然離開了延安,但他時常會想起伯伯的"小豆豆"外號,想起托兒所里的小伙伴。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到了1951年。這一年,朱旦華要去北京參加全國婦聯的會議。出發前,她給毛澤東寫了封信,說想帶毛遠新去看看伯伯。毛澤東很快回了信,不僅同意他們來北京,還說:"就讓小豆豆留在北京念書吧,正好和李敏、李訥做個伴。"

      就這樣,毛遠新第一次來到了首都北京。他住進了中南海,和堂姐李敏、李訥成了形影不離的好朋友。在這段時期,毛遠新的生活起居、學習教育等方方面面都由毛澤東親自過問和照顧。作為毛澤東身邊最小的孩子,毛遠新在伯父的悉心呵護下成長,深受關愛。

      雖備受關愛,但毛澤東對毛遠新的學習要求非常嚴格,所以他從小學到大的成績始終穩居班級前列,尤其在理科科目上展現出過人的天賦。

      1954年,毛遠新以優異的成績從北京育英學校畢業。這所成立于1948年的老牌學校,曾是許多革命后代和干部子女的求學地,教學質量在京都享有盛譽。憑借出色的綜合表現,他被直接保送到北京101中學繼續深造。



      作為重點中學,101中學的學生不僅成績優異,更注重全面發展。在這里,毛遠新不僅保持了學業上的領先,還積極參與學生工作:初中階段便擔任班長,到了高中更是當選為少先隊大隊長。1960年高三學年,他因思想進步、表現突出,經組織考察后成為中共預備黨員——這在當時的中學生群體中是極為少見的榮譽,足見其綜合素質的出眾。

      若說中學階段是毛遠新成長的基石,那么大學時期的選擇則更顯格局。按照常規路徑,以他的成績完全可以選擇國內頂尖的綜合性大學,但他卻將目光投向了更能服務國家需要的領域。1960年高中尚未畢業,他便被保送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這所由中央軍委直屬的軍事工程高等學府,被譽為"紅色兵工搖籃",從這里走出的畢業生大多成為國防科技領域的骨干力量。

      毛遠新準備上大學,開始獨立生活,也結束了與毛澤東同住的時光。這前后約13年的朝夕相處,不僅讓毛遠新得到了良好的成長環境,也讓他與伯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可毛遠新在哈工大學習沒多久,又做出了一個讓人出人意料的新選擇。1961年,他選擇參加普通高考,憑借扎實的知識功底考入清華大學無線電系。這所中國最高學府的工科專業,匯聚了全國最頂尖的教學資源,與他此前的軍事工程學習形成了良好的互補。但經過一年的學習,他重新審視自己的職業規劃——無線電技術雖好,可國防工業更需要復合型人才。于是1962年,他主動申請轉回哈軍工,轉入導彈工程系雷達專業繼續深造。



      大學期間的積累在實踐中迅速轉化為能力。1964年暑假,毛遠新回到北京與毛澤東進行了一次深入的長談。這次談話內容涉及他對國內外形勢的看法、個人學習體會以及對未來工作的思考,被整理成《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并正式出版。

      1965年大學畢業后,毛遠新沒有選擇留在科研機構或高校,而是主動投身軍旅一線。他被分配到沈陽軍區某部擔任技術員,在基層崗位上積累了近一年的實踐經驗。這段經歷讓他深刻體會到理論與實際的差距,也更堅定了"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信念。

      時間來到1968年,隨著時代浪潮的推進,毛遠新的工作軌跡發生了新的變化。這年5月,經組織任命,他先后擔任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沈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遼寧省軍區政委等職。此時的遼寧作為東北老工業基地,既是國家重工業的重要基地,也是各項政策落實的關鍵區域。在這些崗位上,他既要參與地方治理,又要協調軍地關系,工作強度和復雜度遠超以往。但他始終保持著一貫的嚴謹作風,深入基層調研,傾聽群眾需求,在推動地方發展中展現出較強的組織協調能力。

      197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召開時,周恩來總理作為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出于對年輕干部培養的考慮,在人事安排環節提名了毛遠新進入中央委員行列。

      然而,對于這個提議,毛澤東主席卻有著不同的看法。他明確表示,毛遠新連中央候補委員的資格都不應該獲得。這一決定看似簡單,實則直接切斷了毛遠新在當時政治體系中獲得更高層級職位的可能性,也為他此后的政治生涯劃定了明確的邊界。

      1974年1月,毛遠新的職務再次調整,被任命為沈陽軍區空軍政委;僅僅一個月后,又升任沈陽軍區政治委員。作為大軍區的主官之一,他不僅要負責思想政治工作,還要統籌軍隊的全面建設。

      那年遼寧南部地區開始出現異常地質活動。營口、海城一帶先是零星發生了百余次小規模地震,雖然震級不高,但頻繁的震動還是引起了當地群眾的恐慌。到了1975年,地震活動明顯增強,震感越來越強烈,頻率也越來越高。遼寧省地震辦公室第一時間將這一異常情況上報給了省委,一場關乎數十萬群眾安危的大考就此擺在了遼寧省委面前。



      當時,遼寧省委將應對地震災害的重任交給了省委常務書記李伯秋。作為分管政法和信訪工作的領導,李伯秋深知地震預報的復雜性和敏感性——既要避免誤報引發社會恐慌,又要防止漏報導致重大損失。為了穩妥處理此事,他召集了包括毛遠新在內的多位領導干部召開緊急會議,共同分析震情、商討對策。

      會議現場的氣氛有些凝重。多數同志心里存著僥幸心理:畢竟這些年的小震雖然多,但真正造成嚴重破壞的大震還沒發生過;再說,歷史上關于地震預報的準確案例本就不多,誰也不敢輕易下結論說要發預報。有人提出"再觀察觀察",有人建議"先做些預防準備但不公開預報",討論來討論去,意見始終無法統一。

      就在這時,毛遠新站了起來。他的語氣堅定:"我建議立即由遼寧人民廣播電臺直接播出地震預報,人命關天之事不容麻痹大意!"毛遠新的話像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面,在會議室里激起了不小的波瀾。有人擔心:"這么大的事,萬一沒震呢?影響多不好?"也有人提醒:"預報需要嚴謹的科學依據,咱們現在掌握的數據夠嗎?"

      在毛遠新的堅持下,遼寧省委最終決定:立即啟動地震應急預案,由遼寧人民廣播電臺在當天晚上向全省發布地震預報,明確告知海城、營口兩縣群眾做好防震準備。

      為了確保信息傳達到每一個角落,省委還制定了詳細的落實方案:從當晚開始,遼南地區的海城、營口兩縣所有居民必須全部搬離室內,在空曠地帶搭建臨時住所;生產隊的大牲畜、農業機械要全部轉移到室外,避免地震時被砸毀;各級黨員干部、民兵要組成工作組,挨家挨戶上門動員,確保沒有一戶遺漏;同時,利用農村的大喇叭、城鎮的廣播站反復播放防震知識,指導群眾如何避險。

      1975年2月4日19時36分,歷史性的時刻到來了。海城、營口交界地帶突然發生7.3級強烈地震,地動山搖之間,房屋倒塌、道路損毀。但由于預警及時,絕大多數群眾已經在地震發生前撤離到了安全地帶。據統計,這次地震共造成約1.3萬人受傷,1300余人遇難,與同等強度的地震相比,傷亡數字大幅降低。更重要的是,通過提前轉移,成功挽救了超過十萬人的生命。

      地震發生后,毛遠新第一時間趕到了災區,立刻投入到救災工作中:協調救援物資的調配,組織醫療隊救治傷員,安排人員搭建臨時安置點,甚至親自到廢墟里和救援隊員一起搬運石塊、尋找幸存者。

      自此之后,除了地方和軍隊工作,毛遠新在1975年還承擔了另一項特殊使命:經毛澤東指定,他擔任中央政治局聯絡員,負責溝通中央與地方的聯系。這一角色要求他既要準確傳達中央精神,又要及時反饋基層情況。

      那段時間,他頻繁往返于北京與遼寧之間,深入工廠車間、田間地頭,了解政策落實中的實際問題,聽取干部群眾的意見建議。他的匯報材料往往數據詳實、分析透徹,為中央制定符合實際的政策提供了重要參考,對當時的工作局面產生了積極影響。



      1976年毛澤東逝世后,毛遠新選擇返回遼寧繼續工作。同年10月6日,隨著"四人幫"被粉碎,他因涉嫌參與政治活動被隔離審查。1977年正式開除黨籍后,生活發生劇變:從昔日主政一方的軍區政委,變為接受組織調查的被監管對象。1986年軍事法庭以受賄等罪名判處17年有期徒刑,實際服刑10年零3個月。

      獄中生活期間,家庭牽掛始終縈繞心頭。女兒李莉因幼年高燒導致雙耳失聰,妻子全秀鳳獨自承擔撫養重任。1989年獲準保外就醫后,毛遠新赴江西南昌與母親朱旦華團聚。首次與女兒相見時,8歲的李莉對他充滿陌生感,這位父親不得不從頭開始教孩子認字讀書。在南昌的五年間,他不僅修復家庭關系,還系統研讀電子技術資料。

      1993年10月刑滿釋放后,毛遠新化名"李實"在上海汽車工業質量檢測研究所謀職。從基層辦事員做起,憑借哈軍工培養的專業功底,很快晉升為質量管理體系負責人。

      那幾年,他住在上海普陀區一間老房子里,屋里擺著幾件舊家具,墻上掛著女兒李莉小時候畫的畫。那時候他每天騎輛舊自行車去單位,早上準時到崗,先到實驗室檢查儀器,再和同事開個短會布置當天任務。盡管左腿留有殘疾,他仍堅持加班至最晚,帶領團隊通過國家實驗室認證。1997年身份曝光后,同事們仍因其專業能力推選他連續三年獲評先進工作者。



      經濟生活方面,工資從最初的600元逐步增至2001年的1600元。后來國家給烈屬發補助,每月又多了幾百塊,生活更寬裕些。1996年上海市政府分配的60平米新居,讓這個歷經風雨的家庭有了安穩居所。女兒李莉在聾啞學校完成基礎教育后,2000年考入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成人教育大專,畢業后又自學英語準備專升本。毛遠新發揮技術特長,輔導女兒學習計算機輔助設計,父女關系逐漸融洽。

      退休后他很少回遼寧,但每年清明都會去韶山。2012年10月,他以"李實"的名字跟著旅游團去參觀南水北調工程。游客們不知道他是誰,還主動幫他拍了張站在大壩上的照片。

      2013年12月24日,湖南省委在長沙舉辦“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毛遠新作為毛澤東親屬代表出席,與毛新宇、李訥、李敏等人共同坐在會場前排,共同追憶那個改變中國命運的偉人。



      2023年新疆之行,站在毛澤民犧牲60周年的紀念碑前,這位白發老人沉默良久——那里埋葬著他的父親,也埋葬著一個時代的風云激蕩。

      2024年12月26日,毛遠新以83歲高齡坐輪椅攜家人參加紀念活動。活動中他盡管行動不便,仍在活動開始時刻意起身肅立致敬,表達對毛澤東的深切緬懷。

      自此保持極低調生活,公開動態集中于家庭及歷史回顧。

      如今84歲的毛遠新,在上海過著再普通不過的退休生活,孫輩繞膝的天倫之樂沖淡了往日的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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