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非自棄，權力牢籠與司法靈魂：深化依法治國視野下的公正之治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這不僅是現代政治文明的精辟箴言，更是全面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要義。治理的現代化，其靈魂在于法治的現代化；而法治的現代化，其成敗最終系于權力能否被有效規訓于法治的軌道之上。司法，作為法治運行的終端呈現與正義實現的最后防線，其公正性——既包括法律文本的公正，更涵蓋司法過程的公正與司法者本身的公正——構成了現代法治國家大廈最關鍵的承重柱石。缺失了司法過程與司法者的公正，再完美的法典也將淪為虛幻的泡影，宏偉的“全面依法治國”藍圖與現代化法治國家的理想，終將成為遙不可及的空中樓閣。這在最近熱播的電視劇《以法之名》中也有精彩的表演。
一、 權力馴化：法治軌道上的現代化基石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路徑，在于法治。法治的要義，首推“治權”。不受制約的權力天然具有擴張與濫用的傾向，歷史反復證明，失去法治羈縻的權力，無論其初衷如何，終將走向異化，侵蝕社會公平正義的根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其深刻性在于強調以剛性的法律規則、嚴密的程序設計和有效的監督制衡機制，對權力進行全方位的規范與約束。這“籠子”，由憲法和法律鑄就其框架，由程序正義填充其柵欄，由司法獨立與權威鍛造其鎖鑰。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現代化，意味著一切公權力的行使，特別是直接關涉公民自由、財產乃至生命的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其啟動、運行與終結，都必須嚴格遵循法定的實體與程序要求，接受法律的審視與評判。唯有如此，現代化才不會偏離“以人民為中心”的航向，治理能力的提升才能真正服務于保障權利、維護公正的根本目標。
二、 司法公正的三維透視：文本、過程與人格
司法公正絕非單一維度的概念，它是一個由多重支柱支撐的立體結構：
法律文本的公正： 這是基礎，要求立法體現公平正義原則，權利與義務配置平衡，罪刑相適應，程序設置正當。這是“有法可依”的前提，是靜態的公正。
司法過程的公正： 這是核心，指在具體案件的處理中，嚴格遵循法定程序，保障各方當事人（尤其是被追訴者）的訴訟權利得到充分、平等的尊重和行使。它要求審判公開、法官中立、控辯平等對抗、證據裁判、排除非法證據、獲得有效辯護等程序正義原則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實。過程公正是看得見的正義，是動態的、可感知的公正。
司法者的公正：這是靈魂，要求行使司法權的法官、檢察官等人員，具備高尚的職業倫理、精湛的法律素養、獨立的判斷能力和對法治的堅定信仰。他們不僅要在法律技術上嫻熟，更要在內心確信和外在行為上，摒棄偏見、抵制干擾、唯法是從、心存敬畏，將公平正義內化為職業本能。司法者是法律的最終解釋者和適用者，其人格的公正性是法律從紙面走向現實、從抽象規則轉化為具體正義的決定性因素。
這三者緊密關聯，缺一不可。僅有“良法”，若沒有公正的“過程”和“人格”去實施，“良法”亦可能結出“惡果”。現實中，一些冤假錯案的發生，往往并非因為法律條文本身不公，而恰恰是由于司法過程被扭曲（如刑訊逼供、隱匿無罪證據、剝奪辯護權）或司法者喪失客觀立場（如先入為主的有罪推定、屈從于法外壓力），使得公正的法律文本在扭曲的“人”與“過程”中被異化。
三、 辯護權的邊界與張力：在配合與捍衛之間
回歸到刑事訴訟的具體場域，當事人及其委托律師對辦案機關的“配合”義務，必須在上述三維公正的框架內理解。配合，是公民對依法履職的國家機關應盡的義務，是維護司法秩序的需要。然而，配合絕非等同于放棄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辯護權，更不等于自證其罪或對可能的權力濫用逆來順受。配合的核心，在于不阻礙合法的調查取證活動，在于如實陳述自己所知曉的、與案件相關的客觀事實（除涉及自證其罪風險的部分，其有沉默權），在于遵守法庭秩序。
對于律師而言，積極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是其天職。這種維護，體現在運用專業知識和技能，在法律程序之內為當事人進行有力的辯護：審查證據的合法性、充分性；提出無罪、罪輕的意見和證據；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對辦案機關可能存在的程序違法或侵權行為提出控告和申訴；為當事人提供精準的法律咨詢，幫助其理解自身權利和法律后果，做出理性選擇。律師是私權利的守護者，是制約公權力、防止其濫用的一道重要屏障。
然而，這道屏障本身也必須建立在法治的基石之上。律師的執業行為存在明確的倫理與法律邊界：不得教唆、幫助當事人偽造、隱匿、毀滅證據；不得引誘、威脅證人作偽證或改變證言；不得唆使當事人以行賄、威脅、暴力等非法手段對抗辦案機關或干擾訴訟活動。突破這些底線，律師就從權利的捍衛者蛻變為秩序的破壞者，其行為不僅損害個案公正，更侵蝕整個法律職業的根基和司法制度的公信力。真正的辯護藝術，在于如何在法律規則的框架內，將辯護的張力發揮到極致，而非以身試法，僭越邊界。
四、 辦案機關的雙重職責：超越“打擊”的客觀義務
辦案機關（偵查、檢察）在刑事訴訟中扮演著追訴犯罪的關鍵角色。然而，現代法治原則要求，辦案機關絕非單純的“控方”或“打擊者”。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明確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這清晰地確立了辦案機關全面、客觀收集證據的法定義務。這意味著：
摒棄單一“破案”導向： 辦案的目標不能僅僅定位于“破案”或追求定罪率。將復雜的社會沖突和個體命運簡化為“破案”指標，極易導致為了結果不擇手段，忽視程序正義，漠視無罪、罪輕線索。
破除“有罪推定”的思維鋼印： “有罪推定”是司法公正的大敵。它使辦案人員在接觸案件伊始，就將嫌疑人視為“罪犯”，進而選擇性收集有罪證據，排斥或輕視無罪辯解和證據，甚至不惜采取非法手段獲取“認罪”口供。這種思維是諸多冤錯案件的溫床。
超越“超級職權主義”的慣性： 在過度強調國家職權、忽視當事人權利保障的模式下，辦案機關容易形成權力傲慢，習慣性地將嫌疑人、被告人置于純粹客體的地位，忽視其程序主體權利和辯護空間，缺乏對自身權力行使的謙抑性和對辯護意見的審慎聽取態度。
辦案機關的雙重職責要求其必須保持客觀公正的立場。他們既是犯罪的追訴者，更是法律尊嚴和程序正義的守護者。收集有罪證據是為了懲罰犯罪、維護社會秩序；而主動、全面地收集、審查、提交無罪、罪輕證據，則是為了防止冤獄、保障人權、實現不枉不縱的更高正義。這雙重職責的統一，才契合“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現代刑事訴訟目的。
五、 邁向治理現代化：司法公正的系統工程
構建一個權力受約束、司法得信賴、權利有保障的現代化治理體系，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持續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庭審實質化，讓證據調查、辯論在法庭，判決形成于法庭。完善司法責任制，落實“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同時強化監督制約。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排除法外因素干擾。
鍛造高素質司法隊伍： 嚴格司法人員的選任、培訓和考核，將職業道德、法治信仰作為核心標準。建立健全司法倫理規范和懲戒機制，對違法違紀、徇私枉法行為零容忍。提升司法人員的專業素養，使其具備在復雜案件中準確適用法律、平衡法理人情的能力。
完善律師執業保障與監督：切實保障律師依法執業的權利，特別是會見、閱卷、調查取證、法庭辯論等權利，為有效辯護創造必要條件。同時，加強對律師執業行為的規范和監督，完善行業自律和懲戒機制，維護律師隊伍的整體形象和公信力。
培育全社會的法治信仰： 通過公正的司法實踐本身，是最好的法治教育。每一個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的公正判決，都在夯實公眾對法治的信任基礎。同時，加強法治宣傳，引導公眾理解程序正義的價值、辯護權的意義以及司法公正的多元維度。
結語：在法治的軌道上雕刻正義
“全面依法治國”的偉業，其生命力在于實踐，其公信力系于司法。當權力被牢固地關進法治的“制度籠子”，當公正不僅鐫刻于法典更流淌于每一個司法環節、銘刻于每一位司法者的心間，當辯護權在法治框架內得以充分而理性地伸張，當辦案機關恪守客觀義務超越單純的追訴沖動，我們才能說，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在法治軌道上穩健前行。
司法公正，從來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由無數個案的公正處理、無數次對程序的堅守、無數司法者對法律與良知的忠誠所共同鑄就。它要求我們持續不懈地努力，在法治的軌道上，用理性、專業和敬畏，一筆一劃地雕刻出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正義。唯有如此，“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才不會落空，現代化的法治國家大廈才能巍然屹立。這不僅是司法的使命，更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征程中，對文明與進步的深沉承諾。（文/李多善）

李多善，安徽省行知高等教育研究院創始人，律師（實習）。知名網絡作家莊子心齋，在百度、塔讀、番茄、咪咕、書旗、七貓、喜馬拉雅等連載《易學大師風云錄》、《掙扎在風雨之中》等長篇小說。曾入選全國網絡作家百強榜。 中國小說學會會員，安徽省網絡作家協會會員，湖南省網絡作家協會會員，合肥市廬陽區文聯委員。國家一級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師（高級技師），文學創作二級（副高職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