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少星“心心學”：儒釋道心性融貫下的心燈永續

有人說，心學為何用？無用而無不用；有人問，心心學為何物？無物而無不物。此中玄機，正如陸象山所言：“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心學之用，正在于其無用之大用；心心學之體，恰在于其無物之全體。

當今之世，物欲橫流已臻“物極必反”之境，奢望泛濫顯“過猶不及”之危。當此之際，尤需本心之覺醒、心學之傳承、“心心學”之創生。王陽明“致良知”之說，誠為對治時弊之良方——以本心明辨欲望之虛實，以工夫踐行“知行合一”。《中庸》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中“未發”之體，即陸王心學所謂“至善者，心之本體也”；“中節”之用，則是儒釋道共倡的“本心馭性心”之實踐智慧。

《心三識觀》追崇道體獨悟、法脈匯通，學歸一元：通觀諸性，皆然三性。屬性生克也，自性循環也，天性恒久也。破生克之性跳出五行也；見自性之性，超脫三界也；明天性之恒，謂之有道也。實則，形相為物，乃五行生克之屬性；本心自性，是天賦良知之呈現；天性源道，則達“無有無不有”之究竟。此三重維度，恰與陽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說相呼應，構成完整的心性認知體系。

諸欲俗世，種情紅塵。東西方對人性認知已現根本差異。西方自奧古斯丁承保羅“原罪”之說，形成“人性本惡”之基調（《羅馬書》5:12），遂有霍布斯“人對人是狼”之論；東方則自孟子倡“性善”、荀子言“性惡可化”，至禪宗“明心見性”，皆主“人性可修”之旨。此差異正如海德格爾所言，西方是“遺忘存在”的形而上學傳統，東方則為“當下呈現”的心性直觀智慧。

正如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孟子·盡心上》），將“四端之心”視為人性內核；佛家更以“五蘊皆空”破我執法執（《心經》），直指欲望乃“無明”所生。此與柏拉圖《斐德羅篇》中理性駕馭欲望的“馬車喻”形成鮮明對比，西方重主客二分之制約，猶陰陽二儀互演平衡；東方尚心境一如之超越，終至融合歸一。至此，西方常研克法，東方皆倡自然。

通觀心性，可會三昧。屬性生克，物質世界之五行運化，當破而超之；自性循環，意識活動之緣起流轉，應見而脫之；天性恒久，大道本體之寂照圓明，終明而證之。此三重境界，暗合儒家“下學上達”、道家“損之又損”、佛家“轉識成智”的修行次第。明代思想家方以智曾以《東西均》融會三教，謂：“孔子復性，老子返性，佛氏見性，總歸一心。”

儒家正心之學，以《大學》“格致誠正”為綱。孔子“克己復禮”之說，非壓抑本性，而是“約之以禮”的文明化育（《論語·雍也》）。孟子“養心莫善于寡欲”，實為“先立乎其大者”的工夫論（《孟子·告子上》），北宋周敦頤更明言：“圣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通書·圣學》）

道家坐忘之功，臻于“墮肢體，黜聰明”的“吾喪我”之境（《莊子·齊物論》）。此非消極逃避，而是“為道日損”的超越智慧。老子“少私寡欲”之說，與佛家“斷欲去愛”異曲同工，皆指向欲望的根源性轉化。

佛家轉識之智，體現于“煩惱即菩提”的辯證觀。禪宗六祖慧能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將出世解脫融入日用倫常，與陽明“事上磨練”遙相呼應。明代高僧憨山德清有言：“儒家治國平天下，佛家治心凈法界，其理一也。”

西方自弗洛伊德將欲望歸為“本我”沖動，至馬爾庫塞批判“壓抑性文明”，始終困于理性與欲望的二元對立。反觀東方，儒家“執兩用中”、道家“負陰抱陽”、佛家“不二法門”，皆提供了主客圓融的解決之道。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驚嘆：“在軸心時代，中國產生了最完美的心性哲學。”

當代“心學“的回歸，正嘗試將儒家的“正心誠意”、道家的“心齋坐忘”、佛家的“明心見性”轉化為可操作的心學，既承陽明“致良知“之旨，又接榮格“集體無意識“之說，堪稱東西方心學智慧的創造性轉化。

“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林逋《省心錄》）東西方哲人雖路徑各異，然皆指向同一真理，欲望如火，本心如燈。火可暖身，亦可焚身；唯以燈照火，方得光明而無害。站在人類文明的新軸心時代，我們更需要以“心心學“傳承“心學“心燈，既承續陽明“心即理“本體論、“致良知“工夫論、“知行合一“實踐論，又融會三教“明體達用“的智慧，使個體心性與天地精神相往來。

仍如此言，心能轉化的本質皆是“由寡頻到萬頻，由有限到無限“的鏈接躍升，從“心與道滅“、進“心與道和“，升“心與道生“。現實中，古今中外優秀文化皆俱得提供超越維度的心能鏈接躍升，心心學賦予實踐路徑知行合一的心能顯現，借此在紛擾世界中照見光明心道，共赴星河。實現《周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崇高理想。（此文作者為《心三識觀》著作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