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這是一個影視劇都不敢改編的故事。
1931年11月，毛澤東同志全票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與此同時，一份極端重要的“快遞”也從中央蘇區秘密起運， 目的地則是形勢愈發嚴峻的上海臨時黨中央。“快遞”里裝著的正是雪中送炭的120兩黃金！
可是讓毛主席驚詫不已的是，這筆“救命錢”竟然送著送著，送丟了！不幸的事情發生后，中央蘇區的政治保衛局立刻行動，可是無論如何就是查不出這筆巨款的下落。到底是負責運送的交通員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截獲，還是他見錢眼開攜款潛逃了？
整整18年過去了，這樁堪稱黨史上最為撲朔迷離的懸案始終困擾著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同志，上百兩黃金，究竟落到了誰的手里？
1931年，白色恐怖籠罩滬上，由于叛徒出賣，黨的組織接二連三遭到破壞，大批同志被捕。上海臨時中央被迫全部轉入地下活動，捉襟見肘的經費就連維持正常運轉都很吃力，更遑論堅持開展斗爭、秘密營救被捕同志了，一時間陷入了無米下鍋的窘迫境地。
盡管位于江西的中央蘇區經濟也不樂觀，但毛主席依然拍板決定，調撥120兩黃金秘密送往上海臨時黨中央作應急之用。
這項絕密任務由負責財政的林伯渠親自部署，但“120兩黃金”擺在面前的時候，林伯渠卻眉頭緊鎖。原來送來的這堆黃金，是土豪劣紳被收繳充公的黃金首飾，盡是些項鏈、鐲子、戒指之類的。如果裝在一塊，鼓鼓攘攘叮當作響，運送時過于扎眼相當危險。
細心的林伯渠，派人請來工匠，將黃金首飾融化成10兩一根的金條，然后將這12根金條裝入一個白銅盒子里，外面再用錫封得嚴嚴實實。為了萬無一失，組織上選派了七個忠誠可靠的地下交通員，由他們接力將這筆巨款秘密送到上海臨時中央負責人手中。
林伯渠還別出心裁，為這七個交通員準備了獨一無二的信物——他親自寫了一個筆畫數為7的“快”字，讓匠人雕刻在一枚象棋子樣式的硬木上，然后按照七個筆畫分割成七個部分。就像古代調兵的護符，需要嚴絲合縫地對上，接頭的時候，交通員彼此拿出的這枚“棋子”的各個部件，它們被分割產生的裂隙也得吻合。
“信物”準備好以后，組織上秘密派人分別送到了七個交通員手中，這時1號交通員才從林伯渠手中將黃金秘密帶出瑞金，晝夜兼程趕往2號交通員所在的南平。
按照設計好的線路，2號交通員接到貨物后，立即動身前往3號交通員所在的福州。而3號交通員對上暗號取走貨物后，則奔赴溫州，那兒有4號交通員等著他。4號交通員取貨以后，前往金華交給5號交通員，而5號交通員要趕到杭州，把貨交到6號交通員手中。6號交通員再去松江與7號交通員接頭，由他負責從松江到上海的最后一程。
如果從地圖上看，這樣的線路明顯是兜了個大圈子費時費力，但這確實是當時綜合考慮風險和路程因素后，確定下來的最優線路了。
按照任務規定，每一個交通員在交接完畢以后，都需要把各自的“信物”交到上級手中，上級再派專人送回中央蘇區，由此中央領導才能掌握任務的大致進程，以及這批黃金是否順利送達。但前面6個交通員都回來了，他們的信物也都準時上交送往中央蘇區，可是7號交通員卻帶著“快”字的最后一筆，遲遲未歸。
120兩黃金在秘密運送的最后一站，連帶著交通員一塊神秘消失了！這件事讓毛主席等中央同志驚詫不已，立即責成保衛局長鄧發調查處理。但鄧發使盡渾身解數，堅持調查了數年，直到長征前夕這樁黃金失竊案依然懸而未決。
由于中途出了差池，沒能成功地“雪中送炭”，上海方面原計的一場大型工人運動也不得不偃旗息鼓，此外還有9名被捕同志無錢作保慘遭殺害、3名負傷同志無錢就醫傷重而死、4名烈士遺孤流浪街頭音訊全無......
這筆特殊經費的離奇失蹤，所帶來的嚴重后果，令人痛心疾首。直到建國后，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同志依然關注這樁案件的偵破進展。最終，偵破一批革命戰爭年代懸而未破之案件的重擔，落到了上海市公安局肩上。
為了完成這項重大任務，他們抽調大批精干力量，成立了“懸案偵破辦公室”，其中第三調查組專門負責這樁特別經費失蹤案。
剛接手這樁案子的時候，三組辦案人員可謂是愁眉不展。因為關于這樁懸案的資料幾乎一片空白，這意味著調查怕是要從零開始。大家都知道，這起案件當年蘇區的鄧發同志領銜調查過，作為親歷者他一定是最知曉案情細節的。
然而抗日戰爭勝利不久，鄧發同志就與葉挺將軍同機遇難犧牲了。退而求其次，調查組上門拜訪了林伯渠同志。林老也感慨，當年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到位，以至于就連他也不知道那七個交通員分別叫什么名字。但林老記得，1號交通員受領任務時他們見過面，曾經給高自立同志當過警衛員，依稀記得姓秦。
調查人員立刻趕往沈陽，積勞成疾的高自立同志正在那兒養病。他告訴辦案人員，那個警衛員小秦，名叫秦樸，樸素的樸，現在在十三兵團工作。提供了這一關鍵信息的高自立同志，數月之后就病逝了，“三組”辦案人員得知后感慨不已。
來到南方十三兵團的駐地，果然找到了在某部擔任副師長的秦樸同志。根據秦樸的回憶，1931年他從林伯渠手中取到了要他秘密運送的貨物。因為保密要求，他并不知曉所運之物到底是什么，只知道是份量沉甸甸的一大塊白銅。
出任務時，秦樸的公開身份是飯莊的伙計，為了掩人耳目，特別給他安排了一出工傷，對外宣稱：伙計秦樸扛大米傷了腰，腰傷反復不能干重活，掌柜心善，出錢讓他去福建找名醫調理。就這樣，“腰疼死了”的1號交通員秦樸，出了瑞金就騎著馬帶著行李狂奔六天六夜，終于到了南平。
在南門的關帝廟，他用林伯渠制作的信物和暗號，同2號交通員順利接頭。2號交通員公開的身份是掌管廟宇香火的負責人，而真實的身份信息秦樸一無所知。這也是地下工作的鐵一般的紀律，不該知道的事情絕對不能向接頭人多問，問了人家也不會告訴你。
“三組”辦案人員告知，所運之物乃是支援上海中央的120兩黃金時，秦樸吃驚不已，不過很快又平靜下來：“那么沉，我早猜出來是應該是黃金了。只是不知道，這筆黃金是要送到上海去的。”“三組”辦案人員又拿出了一張紙，寫了個“快”字，并且撕下第一個筆畫。這位副師長同志這才恍然大悟：
“原來給我的那個點兒，是快字上的呀！”
托林老的福，大家伙順利找到了1號交通員，可是在南平的關帝廟徘徊了好幾天，也沒查到那位2號交通員。就在大家喪氣不已的時候，上海方面傳來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
他們得到了當年蘇區政治保衛局的一批絕密檔案，其中一份文件上，記錄了前6個交通員的姓名、籍貫等真實信息！想來這是當年鄧發局長的調查成果了！拿著這份抄錄來的名單信息，“三組”辦案人員順藤摸瓜，在杭州的一家竹器店，找到了6號交通員劉志純。
老劉同志是革命年代與上級單線聯絡的交通員，在與黨組織失聯后，老劉就成了竹器店的篾匠，哪怕是建國后也沒有和人說起自己曾經的地下黨身份，因為他的上級黨組織被破壞，沒有活著的同志能夠證明他的身份了。“三組”辦案人員的到來，讓老劉喜出望外！找到了6號交通員，那么7號交通員還會遠么？
欣喜之余，6號交通員老劉回憶，他這一輩子就為黨執行過三次任務，最后一次就是跑松江那一回。
“沒記錯的話，是1931年12月1號的晚上，有人敲店門，用暗語找到了我，就是你們說的從金華來的5號交通員。第二天我就跟老板說，要去松江走親戚，請了假。到松江已經是12月3號早上了，我按照組織的要求，住進了“漢源客棧”。第二天的時候，有個穿著黑色棉袍戴黑色帽子的年輕人，約莫三十歲不到，和賬房打聽有沒有一個從杭州來的姓劉的先生住著。我當時剛好在吃飯，聽見了，就把他請到客房去。”
“他手里的木塊和我手里的對上了，我就把帶來的貨交給了他。真險呀！他剛走還沒五分鐘，那幫狗皮就來查房了。嘴上都說查共黨，專查外地來住店的，對我的行李翻了又翻，其實就是想敲竹杠。我明白他們意思，給了幾個大子兒，把他們哄走了。你們說，要是他還不來接頭，或者接頭的時候我們倆剛好被堵在客房里，那銅錠說不清來由，肯定就被搶走沒收了。”
聽著老劉的講述，“三組”辦案人員也不禁感慨地下黨工作的驚險。從談話中不難發現，雖然沒有被告知貨物到底是什么，但是這幾位交通員都機靈得很，早猜出來了不可能是單純的一大塊白銅，否則也不會這樣機密了。
和前面幾位一樣，老劉是既不知道上一位交通員姓甚名誰，也不知道這下一位交通員具體叫什么。幾十年以前，鄧發局長的調查，也是到了這里就線索中斷，最后不了了之的。
根據老劉的回憶，黑衣男子并沒有在“漢源客棧”登記住店，但當時他清楚地看見黑衣男子衣兜里也插著一張大概率是旅店開具的住店憑證單據。看來，有必要整一個大動作了！
在松江專區，“三組”辦案人員得到了領導們的大力配合。他們動員各個街道和村鎮的負責人，讓他們回去，動員當地居民，回憶1931年12月3日前后是否曾經見過黑棉衣黑帽子的年輕瘦高男子曾經住過店。同時，將1931年12月時本地經營的各家旅社的登記賬簿，全都弄來，一家一家地核對，如果伙計和賬房還能找到，也都一并請來，讓他們認真回憶。
可是經過大半個月的篩查，大家并沒有在各家旅店的登記單或者賬房伙計的回憶中，找到松江曾經出現過這樣一位穿著一身黑的男性客人。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幾位“三組”辦案人員在一家飯館吃飯的時候，天色已經很晚了。掌勺的大師傅把菜端上來，就同他們閑聊，聽聞他們在查旅館的住客，于是好心提醒他們，當年在松江保安司令部，還設有一個外人不容易住進去的內部旅社，那里可千萬別忘了查！
“三組”辦案人員如夢初醒，立刻查找舊檔，果然發現了這家旅社在1931年12月期間，總共只住進來3個非軍人身份的旅客。兩男一女，其中一對是夫婦，在松江開醬菜店，由保安團的團副作保，住了進來。另外一個叫做梁壁純的男子，登記描述的年齡和外貌特征倒和5號交通員老劉的描述高度符合！
再一看這位梁先生的擔保人，是保安團的一個叫做郭洪順的營長。他為梁壁純作保，證明他是自己的叔叔郭北昌藥鋪的伙計。
“三組”辦案人員又翻查了一番過去上海租界的檔案，發現了一家1941年注銷的中藥鋪子“祥德源”。藥鋪老板郭北昌早已病故，但是好在當年的那些伙計們尚在。根據他們的回憶，梁壁純確實是他們藥鋪里炮制中藥的師傅，技藝純熟。
“那你們知道這位梁師傅現在在哪兒嗎？”“三組”辦案人員激動地問道。
“不知道啊，差不多32年開始，我們就沒見過他了！”祥德源的伙計們異口同聲。
“那有辦法找到他嗎？”“三組”辦案人員焦急地詢問道。
“他平時不愛和我們多說話，但他是各個藥房都想挖墻腳的師傅，那些藥房老板應該比我們更了解梁壁純。”
“三組”辦案人員經過幾位藥房老板的幫助，順利在黃渡附近的村落，找到了梁壁純的陳孝貞。眼看家里烏央烏央進了一大幫公安人員，陳孝貞自知再也躲不過去了，于是交代了丈夫梁壁純的下落。
1950年3月4日晚上，一個名叫“申繼谷”的鐘表匠被“請”到了公安局，原來他就是秘密運送120兩黃金的最后一棒交通員梁壁純。公安局里的氣氛有些劍拔弩張，許多年輕的同志都憤憤地望著梁壁純，認為正是這個家伙背棄理想信念，卷跑了黃金。
“還是被你們給找到了啊！”梁壁純抽著煙，不斷地嘆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