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床一線醫生的肺腑之言：沒有“中間路線”，很多人不懂何為真正放開

來源：小文40683706

我是一名臨床一線醫生，同時負責醫院防疫工作。疫情三年來，一直在關注、學習、實踐各種防疫政策，一直在跟各種有風險沒風險的患者打交道，參加過無數次外派支援核酸檢測，自己和同行們所在醫院也都經歷過涉陽事件。其實早就想談談自己的想法，只是一直考慮自己“人微言輕”，又沒什么粉絲，所以懶得行動。但經歷了最近的一輪又一輪北京疫情，看了頭條里太多“想當然”的發言，實在忍不住想說兩句。下文可能沒什么邏輯（想到哪說哪），也沒啥數據（太忙了實在沒工夫查閱和追溯），只談結論。

面對疫情，沒有“中間路線”。我知道決定防疫政策的因素很多，我只從醫學角度講。新冠病毒不管多么受關注，都是傳染病里的一種，都遵循傳染病的“規則”。目前中國40種法定傳染病，按說都應該“防控”，但為什么其中絕大多數沒有嚴格要求？因為要么致病性低，要么傳播性弱，要么二者兼具。

可以想象，一旦出現鼠疫或霍亂這種甲類、烈性傳染病流行，一定要嚴防死守；但面對流感、水痘、手足口病、菌痢這種傳染病，誰會愿意花大量財力物力去嚴防死守呢？尤其流感，每年我國確診基本都在一億人次以上（從一個醫生角度負責任的講，臨床漏報率非常高，因為沒人把它當成威脅）。

所以，對于傳染病而言，只有必須嚴防死守和不必嚴防死守兩條路，其判定標準就是某種傳染病的健康危害到底有多大，衛生經濟學上劃算不劃算，這是醫學領域的基本常識，否則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專科就沒有存在價值了，只要有傳染病就舉國家之力嚴防死守唄。對于新冠病毒而言，同樣應該如此，也就是說根本不存在“防到什么程度合適”的問題，而是要么“防死”、要么“放開”。所以，防疫政策的決定性因素是“我們到底怎么認知新冠病毒”，如果認定其危害極大，那就應該嚴格“動態清零”、嚴格落實隔離措施，至于怎么隔離和隔離多久，都是“細枝末節”的技術問題；如果認定其危害不大，那就應該“放開”，不再需要隔離，不再限制流動。顯然，目前政策是基于國家認為其“危害極大”。這也正是目前爭議所在，因為全球（尤其同種同宗國家地區）公布出來的奧密克戎相關數據顯示其危害性不大，這與我們嚴防死守的政策并不相符。

真的能做到“精準防控”嗎？很多人發言抨擊一些基層不夠“精準”，以顯示自己支持國家政策只是反對層層加碼或一刀切。但親身體驗過的人，可能都會說“做不到”。很多時候不是能力問題，而是技術、人力問題，只是相關從業人員沒法說出來。細節不多講了，我在北京，也親歷了追蹤病例的過程，在攝像頭遍布的條件下、警察與單位保安一同查閱視頻資料8個小時后，依然沒能完全搞清楚哪一個病例在2.5小時內到底密接了哪些人，最終不得不把那天“可能”接觸過她或同乘電梯者，都視為密接。你說這精準嗎？可不這樣做，應該怎么做？這還只是追查一個病例軌跡，當疫情放大到一天幾百上千新發病例時，你怎么要求“精準”？誰去“精準”？你怎么知道你做的就“精準”？ 可能會有人說，一個地區發現一例陽性病例時，就應該第一時間全面精準防控，那就容易多了。是，說起來是“很容易”，但當你面對的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病毒時，絕沒有那么容易，因為你發現的一切都只是推測，你以為這是“0號病例”，但很有可能他已經是第10個了；你以為第一時間發現了他，但他可能已經傳播一周了。

大范圍核酸檢測有意義嗎？肯定有，但跟奧密克戎的傳播速度比起來，意義要小一些，如果再考慮采樣規范性問題，意義又小一些。可以說，目前街頭巷尾、公司企業內部那些采樣點，可能操作規范度不足50%（或許還高估了）。我自己也支援采樣很多次了，每次采樣1000人左右，每一個我都特別認真，但能有70-80%合規我就很驕傲了。默認所有人責任心和技術都沒問題，那么有采樣者本身疲勞懈怠原因（誰穿成大白連續工作N 個小時也會如此），也有被采樣者能否配合的原因（至少一半人無法暴露咽部），大家想想自己被采樣的過程就知道了。決策者知道嗎？一定知道，所以才一輪又一輪核酸檢測，如果一個人陽性，給他做個五六七八回，撞大運也能撞上一次陽性吧。這種方法經濟嗎？顯然不經濟。但為什么還要這么做？因為只要我們還以篩出所有感染者為目標，就沒有比這更好的方法了。所以，以奧密克戎的特性，“篩出所有感染者”和“衛生經濟學（主要指成本效益比）”是完全矛盾的，二者只能取其一，那就看國家選擇哪一個了。PS ：抗原檢測更經濟一些，但對個人素質和操作能力要求高，加之目前沒有被作為確診手段，所以估計國家短時間內也不可能廣泛應用。

到底什么是“放開”？很多人天天喊“放開”卻根本不知道啥是放開。真正的放開（也就是本文所說的放開）是指：把新冠病毒感染作為普通呼吸道傳染病對待，不要求強制性隔離（當然會建議自我隔離，對任何非甲類傳染病都是如此）；不針對陽性病例密接人群和所在區域做核酸篩查及流行病學調查；僅根據病情輕重做治療處置，而不是因為他是新冠患者就區別對待。 目前很多人嚷嚷的“放開”，僅僅是對強制隔離和核酸檢測的“放松”，那樣的“放開”不叫放開，毫無意義，只是四不像。

放開后真的會“醫療擠兌”嗎？可能會有，但不放開卻絕對會有醫療擠兌。如果堅持嚴格防疫政策，醫務人員會有一大批人支援核酸檢測、支援各種隔離點，而且沒有感染的醫務人員也會因各種防疫措施被隔離無法上班；與此同時，人們有病不敢去醫院、或者被封控不方便去醫院，導致小病變大、大病變重，我們在臨床一線見到了太多。反之，放開后無需隔離或只短時間隔離感染者，由于大量醫務人員同時被感染的幾率很低（有防護措施），所以基本不影響上班；而老百姓也敢于去醫院，不會因為怕危害不大的新冠而延誤了更重要的疾病。至于新冠感染者大量涌入醫院或出現大量重癥的情況，基本不太可能出現，原因是：“放開”意味著沒必要常規進行新冠核酸檢測，就像對待一般的呼吸道感染患者一樣，醫生只需要根據癥狀輕重來決定是否檢測核酸以及采用何種治療手段、是否需要住院，而目前奧密克戎感染者中的絕大多數是無癥狀或輕微癥狀，他們很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患病了或自己能判斷無需去醫院，對于極少數重癥患者，我國的醫療資源基本是可以應對的。我們一線臨床人員都不怕所謂的“擠兌”，非醫療從業人群怕什么呢？

“放開”的真正“關鍵”在于國家和老百姓怎么認知新冠病毒。中國老百姓“惜命”、對政府依賴度高，我不用多說了，但似乎不應該成為放開的阻礙。既然政府可以引導“動態清零”，就可以引導“放開”，關鍵在于國家是否愿意這么做。國家層面肯定看得面比我廣，我也相信政府是為了百姓才這么做。不過，還是希望決策部門能聽聽多數老百姓是怎么想的，多發動老百姓主觀能動性，真正體現我們的“全過程民主”。目前，明顯能感覺出老百姓的民意和國家決策并不匹配，各玩各的，還都有理由。

就說這些吧，很多觀點不吐不快。最后，我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想表達一點：我們希望國家好，希望周圍的所有人都好，我們堅決支持與執行目前的政策，但是請讓我們看到希望，請讓我們有尊嚴有質量的活在這個世上，而不是被疫情防控所綁架，我們是“人”不是“神”，我們愿意相信神話，但很難成為神話中的主角，因為中華幾千年歷史教會我們的是“兩權相害取其輕”、“好鋼用在刀刃上”和“丟車保帥”，而不是脫離現實去追求“面面俱到”和“萬全之策”，我黨一直倡導的是“實事求是”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不是“自欺欺人”與“盲目排外”。

我還是愿意相信，我們會迎來恢復正常生活秩序的那一天，希望不會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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